我原名司徒艳，1920年5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现为开平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和进步同学一起组织读书会，号召同学们声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1937年6月，我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经广州党组织介绍，我和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邹伦（解放后为中央调查部局长）等3名党员，以及邹瑜（80年代任司法部部长，邹伦之弟）和他的两名同学一起，离开广州步行前往延安。同年3月到达延安，组织上立即安排我们3名党员进人党校学习，分在十九班，刘仁是我们的班主任。3个月后毕业，然后又到马列主义学院二班学习，同班的学生有金信、汪琼等。3个月后，我与汪琼、张勉学一起被组织抽调，分配到晋察冀北方分局工作，离开了延安。此时，我将司徒艳改名为方林。到北方分局后，临时调去参加审查“熊大正案”，负责管理资料。
1939年初春，许建国同志带领13位同志组成的考察组到晋察冀考察敌后工作。考察组一到晋察冀就着手处理旧案，组织专门的班子，对晋察冀军分区锄奸部办理的“李晓初托派案”、“熊大正国特案”等进行复查处理。也就是在这时，我认识了许建国。当时，由于情况复杂，加之刑讯逼供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案件涉及的人员有几百人，甚至有不断扩大之势。案件涉及的人员，除了有从敌占区来的以外，还有不少边区当地的军队、地方干部，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如张珍（解放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臧伯平（解放后曾为文联负责人）、李志民（当时军分区干部，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因此，这些案件在边区的影响十分大。考察组在许建国的领导下，深人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分析辨别，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特别是纠正了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对一些被审查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谈话、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经报告北方分局批准，作出了全部平反的结论，释放了错捕的同志（除熊大正之外），挽救了大批干部。通过“熊大正案”的复审，我对许建国的了解加深了。他工作深入，机智果断，政策水平高，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也使我对他深为敬佩。
1939年6月后，根据彭真和聂荣臻同志的请求，中央决定将许建国领导的考察组一行留下，成立晋察冀社会部。那时，从地方上抽调了一些干部，我也被调到了社会部任秘书，苏毅然同志任秘书主任。1939年底，许建国同志的夫人刘桂兰同志也从延安来到了晋察冀，在社会部机要组工作。那时，社会部设在阜平县瓦渣地村，我和齐先义（警卫员）与许建国夫妇同住一处，许建国夫妇住在里屋，我和齐先义住在外屋。当时我只有19岁，参加革命前是青年学生，比较单纯、幼稚。刘桂兰同志是个老红军，参加革命前是个童养媳，长征中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团长（康克清大姐是妇女独立团政委）。她待人诚恳、热情，处处关心爱护我们这些年轻同志，我们也亲切地称她刘大姐。那时社会部为开展敌占区工作培养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刘桂兰同志虽然资格很老，却没有一点架子，和我们一样在训练班上课，学习刻苦认真，对训练班上的同学非常关心。由于我和她住在一起，受到的关怀和爱护就更多。不幸的是，刘桂兰大姐1942年因病去世，当时我们都非常难过，疼惜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大姐。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一直在机关，与许建国的接触日益增多。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日子，社会部的工作又十分紧张，许建国不顾自已刚刚失去妻子的痛苦，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但就是这样，他仍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工作、生活，经常抽出时间和同志们一起谈心、交流。他严谨自律，待人真诚宽厚，工作中雷厉风行，使我对他的理解和关心也逐渐加强，由敬仰而产生了爱慕。在工作中，许建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相互间也加深了了解。1943年底，我和许建国结为伴侣。
1945年8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第一个城市张家口。社会部也随之迁到张家口，各方面的条件改善了很多，工作相对稳定了，机关也壮大了，共有100多人。由：于条件好了，又有不少同志相继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和老许也托朋友把刘大姐生的两个孩子从延安带到了张家口，和我们同住。虽说条件比以前好了，但社会部的工作仍十分紧张。由于孩子们的拖累，很多人工作不能安心。为了使更多的同志能够安心地工作，我在老许的支持下，毅然离开机关，办起了保育院。开始时，保育院只有社会部机关同志的孩子；后来，北方分局各个部门的很多同志都将孩子送到了保育院来。
1946年，蒋介石为夺取抗日胜利果实，公开发动全面内战，攻打张家口。为保存实力，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放弃张家口，撤回根据地。根据老许的意见，我带着保育院几十个孩子最先转移到根据地。由于我们的安全转移，使得机关的同志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保证了机关顺利撤离张家口。这个保育院越办越大，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和老许结婚33年，在一起生活了26年（由于“四人帮”的迫害，“文革”期间老许被关押了7年多），虽然他的工作一直十分繁忙，但从没有忘记关心我和孩子们。20世纪50年代初，老许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我在天津和平保育院任院长。那时，我们已有了6个孩子。为了能让我更好地工作，教育好所有的孩子，在老许的支持下，我作了绝育手术。1951年底，毛主席点名调老许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那时我正好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老许为了让我安心学习，决定先不搬家，将孩子们留在天津交给保姆照顾，只带了一名秘书到上海赴任。一年后，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了，才调到上海，在教育局任幼教处处长。因为我每天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经常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身体，孩子们和他的母亲由保姆负责照顾。老许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从我离开机关做保育工作后，他从不跟我谈工作上的事情，严格保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到上海来，都是他亲自负责部署保卫工作，从不马虎。每次我都是和其他人一样，在领导们离开上海（或华东）时才知道。
老许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他是长征过来的红军领导干部，但他没有一点架子，也从不向组织要待遇，讲价钱。他对孩子们要求也很严格，鼓励他们与工农群众家的孩子交朋友，不搞特殊化。对于我的工作，特别是涉及提级和其他待遇的事情，总动员我让给别的同志。正是如此，从1956年定工资级别后一直到离休，我的级别一直没有动过。他经常说：有多少同志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如果他们考虑名利待遇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我们是幸存者，看到革命的胜利和享受到胜利的成果已经是幸福万分了，和他们相比，我们有什么不能放弃！他对自己是这样要求，对亲属也是这样要求。但他对已经牺牲的同志却时常记挂在心上。有一位东北情报干部牺牲后留下了3个子女，由他的妻子独自抚养。老许在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惦记着他们的生活是否有困难，对这位烈属的提级、待遇也时常关注着，并多次询问她是否需要组织出面关照等。他就是这样事事言传身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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