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下午，潘局长综合了各方面的侦察情况，确定曹文生为作案重点嫌疑对象。他一面要我留下继续做曹文生的工作，一面下令全局侦查人员，从安桥乡撤回。
当时10时许，我将曹文生放回家去，布置好监视，回到局里已是深夜11时，潘局长、解副局长、朱克科长还在开会哩。我即向他们汇报了讯问曹文生的经过。三人一致认为：要趁曹文生思想刚有转机时，紧追不放，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潘局长果断地命令：“小宋，你立即回安桥乡去，把曹文生带到萧山来。”好在我年青力壮，身子骨硬朗，平日双脚跑步，训练有幸，五华里路程，一口气小跑到曹文生家门口。笃！笃！笃！用手敲了三下曹文生的木门，一面喊：“文生，文生，你起来。”曹文生闻声，急答：“宋股长，我来开门，我来开门。”却迟迟不见门打开。原来是曹的妻子闻声后，本能地、惊恐地抱住丈夫腰身，不让他来开门，还呜呜地哭出了声。“文生，你先把门开开吧！”停了片刻，门打开了。曹文生上身赤裸，下着一条短裤，站在门里发抖；曹文生妻子手中拿着一盏煤油灯，紧紧跟在文生身旁。暗淡的灯光，使室内空气凝固。我往屋里一望，见四壁空空，一张破木桌子摆在中央，是贫苦人家。我开口：“曹文生，我们局长叫你到萧山去一趟。”“握！喔！”曹文生一面答应，一面披了件上衣，跨出门来；曹的妻子“哇”一声，大哭了起来。我急匆匆催文生快走……
我把曹文生带到公安局，时针正指向1点。设在局长公办室外间的小会议室里，已摆好了“三堂会审”的场面，上首坐着潘局长、解副局长、朱克科长，秘书陈如康准备好了做笔录的纸笔，坐在局长一侧。治安股长陈荣杰、侦察股副股长杜永毅坐在两旁。曹文生一脚跨进会议室就傻了眼，冷汗直流，双脚索索发抖，聋拉着脑袋，不敢正视几道威严的目光，答问话也语无伦次。
潘局长严肃又恳切地说：“曹文生，我们公安同志知道你是贫农，不是阶级敌人。”听局长这么一说，曹文生一颗七上八下、磕磕碰碰的心，稍稍安定一点。潘局长继续说：“你是一个翻身农民，靠共产党才分得田地。贫农做了错事，也要老实交待，争取政府从宽处理……”
曹文生听了开导话，开口道：“局长，我，我……”曹张开口刚想述说，转而一想：不能说，说不得，又紧紧地闭上了口。此时曹文生脑海中映出在家中哭哭啼啼的老婆和两个儿女的身影，心想：这么大的案子，听说钦差大臣都下来查案了。人人传说，案犯查出来，逃不出一枪两个洞。自己死了不算，老婆怎么办？唉！哥哥死后，嫂嫂跟我过日子，总算拼成一个家庭，如果自己被枪毙，妻子将第二次守寡，两个孩子谁来抚养……越想越不敢承认，越想心越跳得厉害，大粒大粒的汗珠，点点往下滴。潘局长的开导声在曹文生耳旁再次响起：“曹文生，犯了错误，要有勇气认错。硬着头皮顶，是过不了关的。承认错误，坦白得好，可以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潘局长苦口婆心教育了一个多小时，曹文生的心情才平和下来，乱哄哄的脑袋也冷静起来，真心诚意地交待了案情。曹文生说：“18日傍晚，火车来之前，有五六个人站在火车路西侧闲谈。我是站在友根家的台门口，参加闲谈，手中捏着一块从铁路上拾起来的凌角石头在玩着，这时看到一部蛮漂亮、蛮漂亮的火车开过来，我随手将玩着的石头，从下往上抛了过去，授在第三节或者第四节车厢上，大约钉在火车的窗门上了。”
曹文生承认了。侦查人员拧紧了五天五夜的心，此刻总算宽松了。案子有了着落，但只有口供，没有旁证，上级领导会相信吗？于是潘局长继续追问曹文生：“你说的是真话？"
“我现在说的话都是真的，绝对不骗政府。请求政府宽大！"“你为什么要向火车扔石头呢？"
“我是随意授了出去，闹着玩的。”
“你惯石头时，有人看见吗？"
“我们一起站着有五六个人，培兴站的地方离我最近，他大概是看见的。”
潘局长询问毕，侧身与解副局长、朱科长悄悄商谈了几句，即命将曹文生暂行扣押。
曹文生押走后，潘局长转身对我说：“小宋，你立即去曹家桥找曹培兴谈话，要尽快取得旁证。”
我奉命再次步行到曹家桥时，时间已是24日清晨了。我敲响曹培兴家的大门，曹培兴睡眼惺松地开了门，一见是我，不待询问，便开口直说：“宋股长，这件事情我错了，请求政府从宽处理。”“你什么事情做错了？”我诧异地问。
“向专车掷石头的事，是我做的。”曹培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被曹培兴这么一说，心里发愣了：案子查了五天五夜，谁也不肯承认，现在3个小时之内，忽然有两个人出来认帐，谁真，谁假？！被弄糊涂了。
我冷静下来，将两人情况作了比较，觉得曹培兴的承认来得蹊跷，真实性小，但是，如果不是他作的案，又何苦来承担这个罪名呢？也得不出解答，我思索着。忽然，双眉一皱，想起“因势利导”这个成语，决定来个“假戏真做”。我从公文包中取出纸张，口袋里拔出钢笔，与曹培兴一问一答，做好了“询问笔录”，然后叫曹培兴签上名字，盖上手印。我心平气和、神志安详地说：“曹培兴，你做了错事，主动坦白，可以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但是向专列摄石头，打破玻璃窗子，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法的事，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政府宽大不是无边的。现在白纸黑字写在这里，我将案子报上，你再想否认，可不是闹着玩的了，法律是不允许的。老曹呀，你仔细想想看，如果不是自己做的错事，何苦要把别人家的丧事弄到自己屋里来哄呢？你以为怎么样？"
这么一提醒，曹培兴吃了一惊，搓搓双手，慌里慌张地说：“啊呀！我错了，我错了，要犯法受处分，我吃不消的，我讲实话吧！昨天晚上，公安同志把文生带到萧山去之后，文生老婆哭哭啼啼到我家来，恳求我，她说：‘培兴哥，你救救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火车路上攒石头的事是文生闯的祸，悔也迟了。他今天晚上被抓到萧山去了，如果勿回来，讶全家要饿煞哉。你是党员，做过多年乡长，你去承担，政府一定勿会难为你的。看在我们两个孩子的面上，行行好。’文生老婆一面哭，一面给我跪了下来。我一时糊涂，编造谎话，来认这个罪。其实文生向火车惯石头，我当时是看见的。没想到案子闹到这么大，如果揭发了他，他坐了牢，女人小孩都活不成尹以一直没有对政府讲真话。是我错了。”我把曹培兴的陈述，一字一句地做了笔录。
案情至此已全然明白了。我回到萧山，向潘局长汇报了曹培兴的插曲，呈交了笔录。潘局长认定案情已经大白，就命秘书陈如康将案情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迅速向中央、公安部汇报。
从宽发落
6月25日下午，省公安厅打来电话，说此案关系重大，中央首长要听人犯口供录音，省厅派技术员来萧山录口供，公安局要做好准备。傍晚，省厅首长带了技术员，搬来一只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安放在侦察股的办公室里，用一根电线，通向我的办公室。一切准备就绪，把曹文生从看守所提押出来。
潘局长坐在办公桌后，亲自担任主审人，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做记录员，厅首长坐在隔壁间静候，技术员打开录音机，专心致志地操作着。录音开始，潘局长将全案过程，从头至尾询问了一遍。询问完毕，曹文生押回看守所。大家围着录音机试放一遍。厅首长听后，表示可以交差。至此，所有参加侦查工作的人员，如释重负，精神才真正放松下来。
厅首长微笑着对潘局长回顾说：“这件案子总算破了，为什么上级如此重视，公安部长都亲自来勘察现场。你们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工作，也从未遇过吧？你们知道那天专车上坐的是谁？是毛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样的专车，遭到袭击，是全国最大的案子了。”潘局长兴奋地接着厅首长的话题说：“这个案子可以称作‘通天案’，没有再大的案子了，幸而案子已经侦破，想想案子大到通天，不免心有余悸！”在场干警闻言，第一次听到是毛主席乘坐的专车，而且是陪同马林科夫南访的专车，个个都伸出舌头。难怪案件未破时，传言四起：如果案子破不了，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侦察股长都将被撤职，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了。
“通天案”的案犯该如何发落？在萧山公安局干警心中还是一桩悬念。县公安局把案卷报省公安厅，省厅把案卷报公安部，口供录音带、旁证笔录一并送去。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听取了公安部的汇报后，认为：“曹文生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罪行为。考虑到曹文生是一个贫苦农民犯错误，贯彻教育为主方针，可以给予从宽处理，判个缓刑就行了。”中央批示到省里，王芳副省长在曹文生的案卷上，亲笔批了处理意见。萧山县人民法院于1955年7月16日判处曹文生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
曹文生坐了23天班房后，提着一只灰色旧包裹回到曹家桥家里。妻子、两个女儿一见文生回来了，以为是在梦里，一时都惊呆了，久久地、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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