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市公安局侦讯处领导派干部去天津，找局长许建国同志学习天津的肃特经验。许建国同志系统地介绍了经验，并重点提出：肃特，既要坚决打击主要敌人，又应分化瓦解多数，促使多数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天津的作法是使用特务（已为我使用的）策动特务向我秘密自首。他不仅介绍了经验，还主动将熟悉北平特务情况并作过策动工作的几名自首特务，让干部带回北平使用。北平侦察部门一面使用带回的自首特务开展策动特务向我秘密自首，一面严厉打击有现行武装、行动破坏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向我秘密自首的特务，已有800名。接着对他们进行教育转化，促使检举特务线索近万件，基本肃清了历史特务。与此同时，凭借我已掌握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的敌人档案，组织进行了反动党团骨干的登记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实践证明，贯彻党的方针，必须结合实际，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是许建国同志给我们的提示。
进入1953年，北京的侦察部门在肃清历史特务后，出现发现不了隐蔽深的、新的派遣敌特问题。处领导经过深人检查，从领导自身找原因，提出了新的对策措施后，提出向上海学习，派我和几位同志去上海。上海侦察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一要有一条适应敌情特点的指导思想；二要针对敌特活动特点，开展经常性的调查研究，在发现敌特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三要建立完善的敌特组织成员和调研对象的完整档案，为发现敌特工作服务；四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上海侦察部门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措施，是许建国同志提出，经过实践形成的。
我们回到北京，向处领导汇报后，处长说，从上海看到我们的差距。随即将上海反特斗争的作法，写进北京的对策措施中。经过实践，很快见到了成效。于是处领导决定，今后要不断地向上海学习。
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开始，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同志找我说：大学里有人反映，某著名教授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1938年曾派他的学生打人冀中抗日根据地，当了领导干部。不久，发现这个学生是特务，给天津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送情报，抓了起来，还抓了一些有关联的大学生。在阜平（晋察冀边区驻地，刘仁同志时任城工部长）时，我听许建国同志说过这个案子有问题。刘仁同志让我把这个案子查清楚，进而搞清楚这位教授的政治面目。接受任务后，我先去上海，找我仰慕已久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许建国同志。到上海市委，是星期六下午，许的秘书接待说：许建国同志外出开会，叫我留下住址、电话等通知。转天，星期日上午清早，我接到许建国同志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他家，还告诉去他家的路线。到他家，他即刻出来接待，把我让到客厅，亲自给我倒茶水。他一边倒茶一边说：“我们在家里谈，没有干扰。”我先作自我介绍，他说：“不用介绍，我知道你，我是听江风说过，你是从冀中社会部调到北京公安局的是吗；”他的记忆力，使我敬佩。他开始讲该案的审理经过：“我听说冀中在1938年破获一起打人我内部担任要职的国民党特务，还牵连十几名从北平去冀中的大学生。可是我们了解到，‘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北平、天津的特务机构南撤后，到1938年尚未发现有秘密的特务组织。我即带干部到冀中，经过听汇报、看档案和审讯记录、提讯扣押人员，证实是件假案，即将十几名关押的人放出。其中有几名在平津有做情报工作的条件，经过准备，改行派出。”他讲后说：“你要搞清此案，一要看档案；二要找有关人了解；三还要找参加复查此案的陈叔亮。”还告诉我，陈叔亮现任驻越南大使。他讲完后，让我问候刘仁同志和与他熟悉的北京公安局的同志们，并将我送出大门口，还频频招手。我走在路上兴奋不已，不禁说出声来：“可见到他啦！”
回到北京，我做了如下工作：一、从北京军区找到档案，看到主要当事人所讲的接受特务组织名称，经查无有，纯属假供。其他受牵连人员，则是乱供、瞎供，查无实据。二、访问陈叔亮大使，他说：“受害的都是进步青年，不少是大学生，他们爱国、爱党，离家出走，投奔革命，却遭此不测，多亏是许建国同志的当机立断，解除倒悬，为他们指明前途。”三、访问了两位当时被解救的同志，一位说：“是许建国同志使我绝路重生。”另一位说：“许老是我的恩人！他不仅为我解难，重要的是给我指明前途。放出后，我就发誓，永远跟共产党走！”
最后，调查结果发现：那位著名教授不仅不是特务，还秘密支援我党冀中区抗日工作，护送学生、运送货物、试制炸药。可贵的是，他的这段经历，未曾向外透露过。
在将此案向刘仁同志汇报后，他说：“许建国同志的功绩大，是公安战线的典范，应永远向他学习。”
(2002年6月9日）
（辛任之离休前任北京市公安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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