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节节胜利，平津已处在我大军包围中，解放平津已提到议事日程。中央决定华北局准备接管天津，中央接管北平，并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天津进城问题，决定公安工作由中央社会部负责进行准备。当时我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任局长，究竟去哪儿，尚未说定。我曾问许建国同志，他说现在要进人这两个大城市，干部比较紧张，要分一下工。后来中央决定中央社会部多数干部进北平，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华北社会部多数干部进天津，接管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组织上决定我去天津。
当时都在为解放平津作准备，形势很紧张。一切准备和行动都要求严格保密，所以我们离开石家庄时，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只是各自交代了工作，有孩子的把孩子托付给临时托儿组就出发了。我们也没有从石家庄直接走，而是从井隆华北局走的。那时，华北局在井隆，大家都编了组。12月我们乘坐卡车经沧州到了胜芳。当时在胜芳集结的不只是公安系统的干部，整个接管天津的干部都在这里。总指挥是黄克诚、黄敬、黄火青、黄松龄、许建国、吴砚农（市委秘书长）、杨振亚（副秘书长）、杨英（市委组织部长）。公安系统带队的是许建国。组织上决定，许建国任公安局局长，万晓塘任副局长。许建国让我组织接管天津国民党警察系统的班子，全部名单都交给了我。当时有许多干部我都不熟悉，如冀热辽的、晋冀鲁豫的，只有晋察冀的我还熟悉些。经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商量后，拟出一个初步方案，并经许建国、万晓塘同志同意。公安局设置秘书、政保、经保、治安（下设交通大队、消防大队）、行政、人事等处，全市设13个公安分局。确定了处长、分局长人选，大都是从华北局社会部和石家庄市公安局来的干部。我被任命为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人事处处长。还有一部分干部是市委分配给我们的华北联大的青年学生。管警察、管监狱的负责同志都是石家庄带来的。各分局组成的同志哪儿来的都有。组织机构建立和干部安排后就开始了工作。在胜芳我们还进行了学习，学习政策和进城的纪律，组织得很好，井井有条。1949年1月14日，战斗打响后，我们随着大部队向天津进发。天津战役打得很漂亮。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原拟固守天津，对城外我军采用的是“扫清射界”政策，把天津城外围所有的房屋建筑树木都一律砍平，连坟头都铲平了，使进攻部队没有任何隐蔽之处。我部队挖弯曲巷道，仗打得很艰苦。
我们这批接收天津的干部是1月15日从天津西面进城的，那里地雷很多，我们随着部队绘的标记，非常小心地绕行前进。我们是半夜进人市区的，然后按分配好的工作全部各就各位，就此开始了工作。过了一天，市公安系统召开大会。记得我们几位市局领导和处长以上干部，每人均穿着整齐的制服，政保处长张友恒、经保处长樊青典、治安处长张植凡、行政处长张行言等都上了主席台。由许建国、万晓塘等领导正式宣布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并宣讲政策。当时我们很快接管了整个国民党警察局系统的机构、资料、档案、物资等。这方面，原国民党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还是立了功的。李汉元是军统分子，我地下党通过关系，先做了他的工作。他没有跑，也没有抵抗，并且下令全部警察系统坚守岗位，要保护好全部档案、资料、物资等，做好向解放军移交的一切准备。我们一到局里，他立即做了交代和移交。
我们进城后，工作重点是抓敌情，清理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打击社会流氓恶霸、会道门、贩毒、吸毒，取缔嫖娼、卖淫等，以保障社会治安。我记得解放没几天，一个弹药库着火，并波及周围十补个库房，全市的消防队都调去灭火，幸未酿成重大损失。天津是个大城市，社会治安搞得好坏就看我们的了。有一次，我们把全市的流氓都集中起来，我给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守法的道理，指出如果今后表现好，共产党可以既往不咎。加上我们狠抓了社会治安管理，所以治安没有出现大问题。4月份，刘少奇同志到天津视察工作，黄敬同志陪同刘少奇同志到街上走了一趟，社会秩序还是不错的。当时的工作正在摸索中，如何管理大城市，我们当时还没有什么经验。
我和康岱沙同志在市公安局工作了一年多。1950年3月，黄敬同志找我们谈话说，中央来电调你们去外交部，因周总理指示，凡是曾在军调处工作过的同志，均调外交部工作。同月下旬，我们到北京后，即往外交部报到，自此就离开了公安工作。
(1994年4月）摘自《天津接管史录》（下卷）
（陈叔亮，原名陈朗，曾用名鲁良史。1950年调到外交部后，历任亚洲司副司长、第二亚洲司司长、驻印度尼西亚政务参赞、驻柬埔寨和驻罗马尼亚大使。1984年离休。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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