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同志以身作则地教育我们要对工作极其严肃、认真负责，要埋头苦干，一点也不允许虚夸。在当时的情况下，文件不多，也不能开什么大中型会议。他精心地认真地阅读研究中央和分局的决议、指示、文件、电报，根据实际情况迅速贯彻执行或做出处理，决不拖延，并且要一次一次地倾听下面负责人的汇报，仔细地分析敌我和主客观情况，做到切实地知己知彼。他还要和下级亲自研究确定工作部署，有时为了不同的意见而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就是这样尊重下级的民主，并鼓励发扬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不要他们对自己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毕恭毕敬、逢迎附和。他也从来不自以为是，强迫命令。他不喜欢下级报喜不报忧，也不允许任何迁就敷衍马虎，总是认真地指出尚存在的问题、缺点和新的矛盾，充分估计困难，指出战胜困难的方法。在工作中如果发现缺点或错误，不论原因缘于自己或别人，从不掩盖迁就，总是及时地指出、批评和纠正。他的爽直、诚恳地自我批评使大家深深感动，大家也都把他对自己的批评看成是教育和爱护，诚恳地接受并感到愉快舒畅，从无怨言。在敌我尖锐的斗争中，情况变化极为复杂，是难免出现意外事故和失败的，有时我们能从他的突然变化的情绪上看出他内心的沉痛和压力，但是他从来不推脱责任，总是严肃认真地接受教训、总结经验，对自己、对下级的工作更加严格地要求。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和战士都有很强的自觉性、责任感，能够兢兢业业、谨慎谦虚、埋头苦干、勇于开创地做好本职工作。
许建国同志模范地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他非常注意精兵简政，反对机构庞大臃肿。他认真而谨慎地选择每一个干部组成精干的战斗队伍，不允许多一个低效的混时混事的人。他严格执行“任人唯贤”、“因才致用”的政策，决不计“亲”和“私”。当时社会部有许多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的或从苏联回来的、从延安来的、从敌占区回来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受到他的尊重、信任和爱护。他依靠这些同志组成领导核心和骨干，如钟子云、甘霖、纪慕罕、郭北辰、苏毅然、纪铁凡、林扬等同志，还有曾被塑为“地下尖兵”组织领导者的“四才子”张友恒、李振远、陈叔亮、王应慈同志。像我们这些虽无专长但忠诚坚定、有觉悟、有志气的青年，也都得到放手使用，各尽所能，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和培养。有位老杨同志，出身农民，没有文化，身强力壮，忠实苦干，在“平时摇马达、战时扛马达”的沉重工作中做出杰出的贡献，受到全机关的称赞和尊敬。那时，在干部工作中的惟一法宝是政治工作，考核干部不靠考试、不凭分数、不看文凭、不讲关系，而是看在实际斗争和工作中的表现和贡献。领导和群众在一起的民主鉴定会成为考核干部的主要形式。几年中我没听到过哪位同志受了处分，这很奇怪，我想也可能像对待事故的预防一样，把造成处分的因素防止在平时的严格纪律和政治教育之中了。那时没有物质奖励，对精神奖励也是极其严肃和珍惜的，但是他好像对每个人的成绩都心中有数，谁的优点和成绩都会自然地受到重视和尊敬。也很奇怪，当时的革命积极性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呢？我不反对现代的奖惩政策和经济的作用，但是我认为不能以此来代替一切，过去的革命法宝是不应丢掉的。
1942年中央号召敌后党政军民也要学南泥湾学“三五九”旅，搞大生产，自力更生，亲自动手，丰衣足食，并提出机关、部队一年内实现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每个礼拜二两肉的奋斗目标。这本来不是社会部的主要任务，但他非常认真，没做什么大的动员报告，却亲自组织全机关的男同志上山开荒种粮，女同志和病人代炊事员做饭送水，在不侵占老乡耕地条件下，利用每一平方尺的空地见缝插针，种窝瓜、蓖麻籽等。女同志还要抓紧工作时间纺线，方林和我除担任伙房主力外，还每天提前两小时起床推磨做豆浆，为全机关改善营养。他自己没上山，却在院外用秸杆、树枝等围了个厕所，带头积肥。厕所建得整洁，吸引大家都奔到他的厕所。他自己定期一勺一勺地掏粪，大家都自动地去参加，有些刚从城市回来脱下旗袍的女同志也挽起袖子积极参加，不嫌脏不嫌臭，这是一堂极好的实践课。结果，这个知识分子干部较多、缺乏体力劳动习惯的机关，却提前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
1942年中央做出“整顿三风”的决定，他认真地参加了分局和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内容我们不知，只知他很注意征求和倾听机关同志对他的意见，回来后亲自领导机关各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根据各单位不同特点联系实际整改。我们资料室全体同志一遍一遍地逐段逐句地学习毛主席的整风著作，深刻地领会精神实质，联系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思想、作风逐条对照检查，反省自诊，互相交心，座谈交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称为“治病救人”，反反复复，一次次地深化和提高认识，直至透视人生观、挖掘思想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做出自我整改计划。认真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不可忘记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都成为我一生中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工作中的法宝。一些党外干部也都自动地积极地参加整风，热心地帮助同志和向领导提意见，后来他们大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笑的是，我们的房东老乡母女常听我们谈论整风，竟发生了一场争论，母亲批评女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女儿反过来批评母亲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可见整风影响的深度。
离开这位敬爱的老首长和往日的生活已经50多年了。解放后，虽然许建国同志先后到天津、上海市担任领导职务，到国外担任大使；但是除组织分配给他的居室和必要的衣物外，他自己几十年来仍然是什么贵重的衣物和陈设都没有，也见不到任何从国外带回的耀眼的洋玩意儿，十年浩劫更给他扫荡一空。这样光明无私的人也未能逃出“四人帮”的魔掌和冤狱，敬爱的许建国同志在监狱中是怎样思想着和生活着，我们就难以想象了。冤案终被昭雪。遗憾的是，他没能见到新晴的太阳和太阳所照耀的一切。许建国同志的一生就是这样战斗的一生、光明的一生、高尚的一生。
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品德、精神、理想和光辉的形象，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们将变成无数的优良种子被革命的后来人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
（2002年8月）
（徐达离休前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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