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在平山县红岭背村举办了总结工作经验学习班，学员都是从各级公安机关的在职干部抽调来的，共30多人。我是边区公安局的学员之一。许建国同志在开学的那天讲：我们这次学习班的任务有二：一是总结工作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二是根据当前形势部署今后工作。每个议题需要两个星期，争取提前结束。希望同志们认真地学习钻研，每天晚上两个钟头的自习，准备发言提纲。第一个议题首先是同志们汇报工作上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求具体深刻，并讲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来。
许建国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说：自去年平阳会议以来，同志们的思想水平有所提高，对我去年指出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是，有些根本性问题还需要加深认识。为此，我提几个问题，请同志们解答。
“公安保卫工作机关的性质是什么？"
众答：“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机关，是治安管理机关，是对敌隐蔽斗争的专业机构。”
“公安局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众答：“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维护抗日秩序，搜集敌人的军政情报。”
“对敌隐蔽斗争的基本战略是什么？”
众答：“是对敌人进行隐蔽斗争，了解敌人，战胜敌人，保卫自己。”
“公安保卫工作的基本措施是什么？”
众答：“建立治保组织，宣传除奸反特政策，争取敌伪及其特工人员弃暗投明。”
“公安保卫工作人员应有什么素养？"
众答：“不贪、不要，公正廉洁，见义勇为。”
“它（开展保卫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众答“服从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支持，遵守纪律，不避艰险，勇于负责。”
许建国同志听了学员们的答复后说：“同志们的答复有的是对的，有的混淆了问题的实质界限。为了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谈谈我的看法。”
以下是我根据当时记录整理的许建国同志讲话要点：
一、关于公安保卫工作机关的性质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公安机关和其他机关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除分工不同，工作方式、方法不同，其他的根本性质无太大差别，都是通过各自的职能，体现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的，体现无产阶级全心全意为解放中华民族而服务的。这就是我们公安局的根本性质。
二、关于公安局的基本任务问题。同志们的答复基本是对的，但有的不够全面，可否这样认识呢——公安局的基本任务有三：
（一）合理运用抗日政府授给公安局的治安行政管理权力，以公开的形式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惩治一切危害治安的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达到保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保卫抗日领导机关和人民的安全的目的。
（二）运用抗日政府授给公安局的侦察权力，以隐蔽的方式，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并战胜隐蔽敌人，达到保卫自己的目的。
（三）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到治安保卫工作战线上来。同时要为人民大众排忧解难，妥善处理人民之间的矛盾，加强民族团结，一致对敌。
真正实现这三项基本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望同志们在各自不同岗位上，逐渐加深理解，提高各自的职能作用。
三、关于公安保卫工作的战略问题。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在战略上是防，在战术上是主动地进攻的。我认为，就是全国解放了，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也仍然是以防为主的战略，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对外我们既不搞扩张，更不搞欺骗。我们的隐蔽斗争是为了了解外国对我们的危害，防止他们对我们的破坏，以达到保卫我们自己安全的目的。
四、关于公安保卫工作的基本措施问题。为了战胜日伪军和隐蔽敌人，有力地配合抗日战争，在对敌隐蔽斗争工作上的基本措施有三：
（一）布网待鱼。所谓“网”，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各个角落里的隐蔽组织。如果在群众中的隐蔽组织很少，那就形不成网，也就是我在平阳会议上批评的，你们没有把对敌隐蔽斗争的根子扎在人民群众各个角落里，所以就不能起到布网待鱼的作用。我们常说的“布下天罗地网，捉尽谍特反奸”，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布网的组织思想。网的形成是一针一线连结起来的，同志们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认真地检查一下，加以完善。
（二）见鱼撒网。所谓见鱼撒网，是指对那些漏网之敌而言，要能够马上将他捉住。因此公安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侦破敌人的专业野战军。这支专业野战军就是你们的侦察队，它必须由具有单独工作能力、有高度责任感的同志来组成，才能起到见鱼撒网的作用。
（三）钻进敌人的心脏里。即到大小领导机关里去工作，了解掌握敌人的战略阴谋、战术活动和具体措施，及时汇报到我们的领导机关，起到提供领导决策的可靠依据的作用。
采取以上三项基本措施，就是要“布下天罗地网，捉尽谍特反奸”。
五、关于当前抗日斗争形势和今后工作部署。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由于我们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胜利，日寇已感觉到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对他的致命威胁，不得不放弃正面作战的侵华战略，而变为巩固其后方为主的战略。因此，日寇有回师华北对付共产党的阴谋。厚是由于其兵力分散，兵源不足，集结大规模的兵力来巩固其后方的战略有其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已无还手之力，且已走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末路，日寇便无正面抵抗之忧，可以在正面战场上抽调一定的兵力，集中对我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同时，日寇在其占领区要推行强化治安的措施。这是我们公安保卫工作要特别注意的，必须粉碎日寇强化治安配合其残酷扫荡的阴谋。
要大力宣传当前抗日斗争形势，敌我斗争的战略转变，使抗日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要为敌人暂时的军事优势所迷惑，坚定抗日必胜的决心，粉碎日寇的阴谋。
公安局、城工部和当地驻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组织联防，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对敌人的武装特务及大小据点中危害我抗日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打击。要大力破坏铁路、公路，破坏日伪的通信设施，牵制日寇的扫荡兵力。
加强对敌伪内部的地下工作和人民武装工作队的工作，钻到敌人心脏里去，真正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建立“两面”政权，要将“治安区”村政权中的谍报员确切地掌握在我们手里，变敌人的谍报网为我们的情报网，敌人一动我们就能知道敌人的动向，以便采取对策。
大力加强对反扫荡的组织领导。以县为单位，组成两个指挥部，在反扫荡战争中各自为战，发挥各自的威力。
大力加强对新解放区、游击区、敌占区的人民隐蔽组织的思想工作，坚定应付敌人强化治安的残酷斗争的决心。坚决消灭叛变分子、汉奸、特务。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抗勤的斗争，在要害部位、路口、井口等处埋地雷，有真有假，迷惑敌人，使敌人不敢进村乱翻乱窜。利用地道歼灭敌人、扰乱敌人、压制敌人，保存力量。总之，要以公安局、人民武装总队部为各自的前线指挥部，紧密地配合全面抗战，粉碎日寇强化治安和扫荡的阴谋。请同志们向各级党委汇报，遵照党委的指示执行。
这是我第三次受到许建国同志的深切教育。
对张家口接管工作的指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进入张家口市。许建国同志兼任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一天晚上，许建国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所在的公安分所有几个党员干部，我说有3个。他又问有多少旧警人员，我说，我们分所所属的3个派出所，共有98个旧警人员。接着他又问我们的工作怎么开展，我回答说，除了从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逐渐顶替外，还没有想起别的办法来。他说，他叫我来就是为解决这个间题，要在新形势下考虑旧警人员的问题。我们那时刚从山沟里转人到城市，情况变化突然，对城市公安工作不熟悉，所以还得利用旧警人员。可是，广大群众对旧警人员非常痛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我们去考虑。许建国同志指出，不能单从组织上顶替，还应从政策上解决这个矛盾，要区别对待。对那些没有多大罪恶而且又愿同我们合作的一般旧警人员，采取欢迎的政策；对那些表面应付、背地里盼望国民党回来，而且有一定罪恶的，就不能采取组织顶替的政策；对那些罪恶大、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从严处理。这样做，就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矛盾。他还要求我们大力宣传政策，强调向干部宣传，是为了让他们确实掌握这个政策；向群众宜传，是为了使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去执行；对旧警人员宣传，最为了启发他们，坦白交待，取得人民群众的谅解。并指出，宣传党的政策是解决矛盾的根本保证。
在当时情况下，需要大批专业干部，但任务繁重，时间紧迫，骨干又很少，拿不出很多人去培训。对此，许建国同志提出，可以采取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培训千部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短期培训。基本措施是专业培训、专题讲授，即按治安管理、侦察、情报工作等专业，分为若干专题讲授。要求教员备好课，重点突出、材料集中、线条清楚、语言通俗，使学员易懂、易记、易行，效果好。
许建国同志还指示，培训干部应在区委大力支持下，从进城以来各项工作中的积极分子里去选拔。当他得知我是区委委员之一时，就让我向区委去提出这一要求。因为我们区是当时张市最复杂的一个区，有妓院、戏院、旅社、饭店等。他决定先把我们区作一个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加以推广，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指示，答应保证完成任务。
这是我第四次受到许建国同志的教诲。
中央工委土地会议的保卫工作
194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许建国同志来到我们公安局侦察科问：“对中央工委土地会议的保卫工作考虑得怎样了？”科长王应慈同志说：“我和老刘同志拟了一个安全措施草稿。老刘同志你说说吧。”我说：“基本上采用咱们张家口市庆祝第一个解放年的措施，这个措施老许同志是知道的。此外再加上大中小食堂、会场的安全措施，就可以完成土地会议的保卫任务了。”老许同志问：“还有别的吗？”我回答道“我还没有想起别的来，请老许同志指示。”
许建国同志说：时间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形势也是一天一天地起着变化。当时是日寇投降败退，我们胜利，由山区转人城市，人们的情绪是很高涨愉快的，我们的士气也是非常激昂的。可是现在呢？我们由城市退到山区老根据地，国民党抢占了大中城市，并控制了交通线，对我们进行了军事包围。这种现象虽然是暂时的，但对那些顽固地主、特务的反动气焰起着助长的作用。这种现象，不知你们考虑了没有？
过去我们对付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大汉奸汪精卫，现在我们是对付美帝国主义、执政的蒋介石国民党，这就是现时存在的形势。作为一个公安保卫工作人员来说，必须正视这种客观存在。否则，你们的这个安全措施，就会没有针对性，也就不能起到防范危害于未然的效果，同时也就起不到处理其危害于已然的作用，工作就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既要认真地吸取历史经验，又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成为经验主义者。这是我要向同志们提出的，供你们拟定安全措施参考。
遵照许建国同志指示的精神，我们针对国民党对晋察冀解放区军事包围的情况重新制定了相应的保卫中央工委土地会议的安全措施。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基本上做得是好的。但在会议期间发生了两起案件。
一是陈伯达院内的警卫员枪击大腿案。在一天凌晨，突然枪声震醒了我有们。我们正向枪声响处奔去，外围警卫员跑来报告说，陈伯达住的院内的警卫员被人打伤了。我们赶到现场，伤员已被抬走，一位警卫员说：“我听到枪声马上出来，只见南房上有一人影一晃就不见了。”我问：“你怎么不开枪呢？"“我未带枪呀！"“那你这枪是哪来的？"“我未来得及开枪！”可他旁边的另一警卫员觉得奇怪，问道：“咱们一同出屋的，怎么我未见到那个人影啊！”有人推测是特务打的枪。但我们根据许建国同志的指示，对现场及其周围、伤员以及内外警卫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后我列举了三个足以证即不是特务打枪的证据：（一）伤员的伤口从里向外斜出，进口在大腿内部，伤口小，外口比进口高一寸；（二）我们捡到一颗“七九”式步枪子弹壳，距伤员血迹左前方二尺三寸远，与伤员用枪口径一样。（三）院内的南房是我们村副大队长的住房，枪响时他正在室内拿东西，并未听到房上有任何响声。此外，我们的外围人员正在陈伯达住房的大门前往南巡视，枪声响时，他们并未见房上和房下有任何异常现象。可是在康生召集的讨论会上有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特务打的枪，特别是他的参谋长首先肯定是特务打的枪。但要他出示证据时，却只说出陈的警卫员见南房上有一人影。最后康生才问我：“你怎么不说话呢？你认为是什么性质呢？”我说：经我们对伤员的伤口观察和对现场情况的了解，可以证明不是特务打的枪，而很大可能是伤员自伤。我向他出示了我们收集的证据。由于当时还未对伤员的枪进行检查，子弹也未查看过，所以我们也不能最后确定，我们便请陈伯达与医生配合，做好伤员的思想工作。同时，对其枪弹进行检查，再作结论。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最后终于弄清了伤员因请假回家结婚未被批准而自伤，以便请假的事实。
二是后勤部所在地的大伙房菜锅毒药案。在菜锅里发现的毒药经化验是砒霜，人们也都认为是特务投毒。我们根据许建国同志的指示，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反复的调查，排除了特务作案的可能性。后从村支部那里了解到，本村外号“铁屁股”的女儿，行为不检点，大灶管理员李某和炊事员小王曾出入“铁屁股”家。是否两人争风吃醋进行报复呢？据此我们对“铁屁股”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弄清了是李某和小王争风吃醋，李某就从“铁屁股”那里要了两包鼠药，对炊事员小王进行报复。李某也供认不讳。前后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完成了大会保卫任务，许建国同志的指导起了很大作用。
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到许建国同志的亲切教导，印象也十分深刻。(1987年4月）
（刘仙峰离休前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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