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纪念文集:回忆许建国同志的深切教诲/刘仙峰(中)

Chief 发表于2016-08-05 22:01:00
统一战线方针的正确执行 
    1939年的冬天,我向边区公安局汇报了一个有争议的国民党特务案件,正好许建国同志在座,主持会议的二科科长黎云同志说:“听汇报的人都到齐了。”局长李波同志说:“那就开始吧。”黎云同志说:“仙峰同志说吧。” 
我说:“我们完县政府有一个事变前的国民党部书记长叫周坊,又名周左舟,因他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被国民党撤了职。1937年的9月,他就参加了完县抗日动员会的工作。在这两年多的工作中,未发现他有什么反动言行,工作也很积极。可是我们县政府里有几位同志,非要把他按‘国特’首要分子处理不可。我不同意,向他们提出意见。因此争论不休,才闹到县委会上。” 
    我汇报完后,黎云同志说:“仙峰同志的汇报说明了一个‘国特’与国民党员的政策界线不清问题,我同意仙峰同志坚持不捕的意见,不能既无反动事实,又无反动证据,只凭他是个被国民党撤职的县党部书记长就把他抓起来,这就影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李波同志说:“我同意黎云同志的看法,不再重复了,请许部长指示。” 
    许建国同志说:“我同意李波和黎云同志的意见,再补充点看法。类似这种政气界线不清的问题,何止完县一地几人的问题哩。我建议你们整理一个文件,但不要提县名和人名,因为我们没有向同志们交待清楚,落实党的政策实质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刻,不能责怪下边同志们。为解决这类问题,我提点参考意见。”下面是我根据当时的笔录整理的许建国同志谈话内容: 
    政策是解决矛盾的依据,例如,我们的除奸反特政策,优待俘虏的政策,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粮食政策等等。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这个中心而制定的。因此说,我们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代表抗日政府、人民的意志的,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集中表现。党的各项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是一致的,决不能是单打一、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必须以相辅相成的观点对待党的各项政策,才能发挥政策的威力,才能体现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在执行党的政策上,要严防顾此失彼的现象。 
    从抗日斗争形势的要求来看,我们宣传党的政策还有些狭隘,说重一点,还有点自缚。有的同志认为,政策是领导干部掌握的问题。例如,反“国特”,你不叫国民党和它的特务人员知道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也等于空文一张。向干部宣讲党的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政策的实质精神;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向敌伪谍特宣传我们的政策,是为了削弱、瓦解、消灭敌人。因此说,政策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要广泛地、不厌其烦地、深入地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才能破除自缚的障碍。 
    总的来说,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处理国民党党员的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坚持具体分析、分别处理的原则。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比较复杂,有真正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孙系国民党员,这部分党员拥护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积极地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员采取团结共同抗日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员虽然同情抗日,但信心不足,决心不大,顺利时就表现积极,困难时就摇摆不定,甚至妥协垮队。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员采取争取的态度,尽力争取他们坚持抗日。自动脱离抗日组织的爹我们也不追究。此外是已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汪精卫系的特务、汉奸、走狗,公开地为日寇效劳的人民公敌。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决不能有任何软弱无力的表现。 
    这就是我党对三种不同性质的国民党员所采取的不同性质的政策。因此,我们公安局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十分明确对国民党的政策,大力宣传党的这一政策,才能发挥政策的威力。这不是什么秘密,因为这一政策是针对国民党定的,你不向国民党宣传这一政策,那这一政策怎能发挥作用呢?因此说,公安局决不能认为政策只是领导上的问题,要首先向干部宣传,向广大人民宣传。同时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决不能不加分析,一概而论。宣传与行动必须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同时,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凭什么呢?不就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体现吗?关于反“国特”问题,首先讲明什么叫“国特”。所谓“国特”,就是国民党形形色色的特务分子,这和我们常说的“汉奸”一样(是个简称)。反“国特”不是反所有的国民党员,反汉奸不是反所有的汉族人民。这个界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是否有反革命行为和证据。如不具备这两个根本问题,那就不能凭主观或客观的片面现象来定性抓人,这就是区别是不是“国特”的标准,也是我们公安局、法院要坚持的原则。特别是在反“国特”案件中,由于国民党的卖国求荣,对老百姓的统治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贪官污吏的敲诈等等,他们自己造成了被人民的痛恨,这种历史原因一时很难消除,所以在反“国特”时群起而攻之是可以理解的。这就要我们公安局向人民大众讲明这个界限间题,否则给人们一个模糊观念、糊涂思想——到底是反“国特”呢,还是反国民党员呢?否则就失掉了反“国特”的意义。我们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是为了巩固国共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而不是削弱,这就是我们要确切掌握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只我们知道不行,还要叫国民党知道,要叫广大人民大众知道。 
    我就补充这些,不知能否解决当前这类问题。仙峰同志,你看能否解决你们的争议问题呢? 
    我站起来说:“完全可以解决,特别是我听了许部长的指示后,消除了我就事论事的狭隘意识,开始知道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政策的实质(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和作用(解决矛盾的根本决策)。但这仅是对我的启蒙教益,能否运用到工作中去,还得实践。” 
    这是我初次当面听到许建国同志有力的启蒙教育。回县后我向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责成我向扩大会汇报请示的经过,传达许部长的指示。会后由我和县政府马秀山、宣传部长权星桓起草一个文件,作为全党学习的教材。 
 
关于对敌隐蔽战线斗争的指示 
    1940年,晋察冀边区公安局在阜平县平阳镇召开边区县公安局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同志参加了会议。在听取各县公安保卫工作汇报和李波局长的总结报告后,许建国同志作了如下讲话: 
    同志们在敌后的最前线工作,是很辛苦的,我基本同意李波同志的总结报告,就不再重复了。此外,我再提点补充意见,供同志们讨论: 
    一、听了同志们的汇报,我感到把敌隐蔽斗争搞得有点神秘化了。你们把对敌隐蔽斗争说得那么神乎其神,高不可攀,致使其他部门的干部,尤其是民主人士,对你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敢接近你们,更不敢和你们谈隐蔽斗争这方面的问题。这种神秘观点,怎能打开对敌隐蔽斗争的局面呢?说重一点,你们是“作茧自缚”。你们忘了专门机关要与其他机关相结合、专职人员要与其他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统战对象、民主人士是我们对敌隐蔽斗争主要工作途径之一,可是你们的神秘枷锁,严重妨碍着我们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的开展。 
    二、在汇报工作时,有的同志说,有几个统战对象找到公安局,主动地说他们在城里有买卖,有的说在伪军里有亲友,他们有站脚的条件,要求公安局给点工作,以表抗日救国的诚意。可是你们不但不用人家,反而说:“这些人想借我们的合法权利,谋求他们的私利,这是向我们公开地进攻,幸而提高了警惕,才未上其大当”。送上门来的工作,被你们一脚踢出去了。就算是向你们进攻,你们怕什么呀?李波同志和黎云同志不是向你们讲过要打虎就得敢于上山,要捉蛟就得敢于下海的道理吗,为什么大兵未动将先败呢?你们的怯敌思想如此严重,怎么能接近敌人呢?那就更谈不上战胜敌人了。你们的思想深处,只有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别人都是伪抗日的,这种狭隘的观点又怎能打开隐蔽斗争局面呢? 
    三、一年来你们没有把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的根子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的各个角落里去,主要表现在派遣工作上。你们在选拔人才上要求那么高,条件那么苛刻,比一个共产党员还严,离开了因人制宜的原则。不是根据人家的条件使用人,而是硬要人家服从你们的要求。这怎么能达到各尽所长的目的呢?又怎么能把对敌隐蔽斗争的根子扎在人民群众的各个角落呢?这种作茧自缚的狭隘观点,必须彻底扫除!同志们,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关系着对敌隐蔽斗争的持久性问题;更不是工作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指导思想问题。 
    就说这些,批评多了些,希望同志们认真地讨论一下,有不同意见提出来,能解决的就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以后再解决。 
    许建国同志的讲话,引起了一场尖锐的争论。当时我们的思想水平才晒,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接受不了,总觉得有些委屈。冀中公安局长张国坚同志说:“许部长的指示很深刻,可是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领会,如既要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又说是神秘化;既要审慎地选派遣人才,又说是怯敌思想;既是隐蔽斗争,又叫把根子扎在群众中去,这还有什么秘密呢?”许多同志同意这种观点,不同意许建国同志的批评意见。李波同志又不表态,所以,小组会上发言很热烈。只有黎云同志的发言拥护许建国同志的意见,他在主持会议时作了深刻的解释:老许同志批评的神秘观点、怯敌思想、隐蔽斗争的群众路线问题,是针对着我们一年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我是侦察科长,首先是我没有向同志们讲清楚这些根本问题,所以在对敌隐蔽斗争工作上出现这些根本性的缺点。老许同志的批评完全合乎我们工作的实际情况,是为了开展今后的工作,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才提出来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我认为我们需要耐心地深人地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要激动。我一定把同志们的不同意见,如实地向李波局长、许建国同志反映,并请老许同志解答。 
    五天后,许建国同志又来到会议上讲话。他说:“黎云同志向我汇报了小组讨论的情况,同志们讨论得很认真,发言也很热烈,提出来的反驳意见也很尖锐,起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批评作用。这就很好。讨论就是要把不同的意见提出来,比闷在心里好。同志们对我提出来的三个思想观点问题理解不了,我也不强求一致,拔苗助长也不行。我建议同志们向各级党委作一个详细的汇报,有不同意见,下次会议再解决;暂不能统一,也塌不了天。希望同志们进一步探讨。” 
    这是我第二次接受许建国同志的深切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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