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与许建国同志工作相处的岁月，思念和敬意之情便油然而生。他的高风亮节、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件件、一桩桩往事仍历历在目。
1938年冬，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被调往中央社会部。在社会部工作了近3个月，之后便随同许建国同志等13人被派到晋察冀边区工作。我们一行到了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见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他当即向我们部署了工作任务：一是听取平津地下党联络工作负责人何松亭同志的工作汇报；二是对边区和冀中的3个大案件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何松亭同志是中共北方局特科南汉哀、林枫同志领导的情报保卫工作人员，向许建国同志汇报完工作后，仍派回敌占区，负责北平、天津情报联络工作。几件大案的处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头一个大案，就是李华、马天水、李志民等的所谓“托派”案。当时，蒋介石利用早已被我党开除的刘仁静、柳宁、张慕陶等“托派”头子制造的反蒋事件，诬蔑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妄图从政治上打击我党。我党在全国开展了反对托洛茨基匪徒破坏抗日救国的大斗争。晋察冀边区的李华、李志民等十几位同志在保定二中念书时，组织过“保定二中同学会”。当时我军保卫部门同志不明白“托派”是怎么一回事情，误把李华、马天水、李志民等同志当作“托派”抓起来关押审查。我们来后，许建国同志看完全部案卷审讯记录，并多次亲自询问了李华等人及其他知道“保定二中学生会”情况的同志，最后做出结论——“他们不是托派”，全部予以释放。另两个大案是冀中的熊大正案、李晓初案，涉及40余人。许建国同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教导的“不放走一个特务，不冤枉一个同志”的指示，以对党负责的精神，承担政治责任。经过半年多的审查，最后除证实熊大正有特务嫌疑、李晓初有“托派”嫌疑而对他们继续审查以外，其余全部释放，分配了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大都成了优秀干部，有的还成为了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经过几十年的考验，也证明这些被释放的人员，没有一个是放错了的特务。
之后，许建国同志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开展平（北平）津（天津）保定敌伪内部的情报工作；二是联络敌占区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为将来解放这些大中城市做准备；三是设法打开通往伪满（现在的东北三省和河北的热河地区）的通道；四是指导晋察冀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1945年张家口解放后，许建国同志兼任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处长。此前，他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身份指导工作。
当时，打开伪满情报工作是件很困难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华北、华中后，伪满洲国仍然统治得很严，山海关封锁仍然很紧。就是华北敌伪占领区的伪职人员等去东北也得申请“出国证”，办理好出国手续，持“出国证”在山海关经过日伪军警检查，验明“身份”后才能出关进人东北。到达东北后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要向伪警察所登记户口，三天两头要受到日伪军警的审查盘问。许建国同志一到晋察冀，就进行调查研究，到处物色人选。1940年春，终于找到在延安的东北工委帅孔里同志，她熟悉哈尔滨的情况。于是，许建国同志就决定把她派往东北。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并让孔里熟悉了去伪满的各种条件后，将她送出了山海关，到哈尔滨了解情况后即回到晋察冀边区。之后，我们经过准备，又派张友恒、李振远等同志先后去了几趟东北，并联络到一些伪满中上层汉奸的子弟，如张景惠的亲侄子等人。我们在伪满扎下了脚跟，伪满情报工作的局面就完全打开了。接着东北工委也派人进人了东北，东北工作就全面展开了。此后许建国同志的工作范围就扩大到了东北。后来通过原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李时雨、孙静云夫妇，又把工作面延伸到了上海和南京汪精卫政府，李时雨同志还深人到汪伪政府的司法部担任了次长要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的动向是关系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大问题，德、意、日结成了轴心国，是日、德联合攻打苏联，还是南下太平洋？我们从日军调动、军事集结、工程建设、兵营设置、民间准备等多方面的情况分析，判定日军是南进太平洋，不是北上进攻苏联。这个战略情报，对于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做出了贡献。对这些战略情报进行分析研究并做出结论，许建国同志是花费了很大心血的。他为此经常召集我和陈叔亮、何松亭、林扬、郑大堃等同志，对敌人的动向进行分析研究。大家各抒己见，最后他作总结性发言，经大家同意后电报中央，供中央决策参考。同时，他还向中央定期报送敌伪书报和杂志，供作中央研究敌情的资料。
许建国同志对工作极端认真，对同志极为爱护。我们经常要向敌占区派人，又要从敌占区接回我们的同志。要出去就要设法取得“良民证”（敌伪占领区的居民身份证），这种“良民证”很难搞到，于是我们就设法造假，专门请来铜匠，自制钢印，自制“良民证”。记得曾出过一次“粗心”差错，我们发的“良民证”被敌人怀疑，幸好敌人查问时，有人说该村已发了“良民证”，我们的同志才得以顺利通过。许建国同志为此事，多次作了自我批评。
许建国同志对敌占区工作的同志非常关心。每半个月至多一个月都要查问一遍所有在敌占区工作同志的情况。同时也要求在敌占区的同志，经常与我们保持联系，报告活动情况。如在北平的一个同志被敌人传讯了，许建国同志得知后，就立即要他在3个月内不要和我们接头，以防被敌人察觉。这位同志因此一直安全住在北平多年，直到日寇投降后才被调回。
许建国同志非常注意掌握敌人在占领区的活动情况和管理情况。每次从敌占区回来的同志，都要向他汇报敌人管理户口情况和敌人在占领区内设置的秘密特务情况，以便寻找机会，打人敌人内部。1940年，我们曾派了安健同志打入北平她舅舅家，她舅舅齐燮元是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安健是他的外甥女。但她和齐燮元都被日寇监视得很严，无法同我们联系。后来齐燮元被日寇搞掉了，她也失踪了。我们分析是被日寇暗害了。这是一位对党很忠诚的老大姐。我在此披露她的身世，为的是使我们活着的同志永远记住这位老大姐，永远缅怀这位烈士、党的无名英雄。许建国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对机关内部的工作同志，都非常关心和照顾。那时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坚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敌人每年都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最少也在冬季和夏季“扫荡”两次，并且还不断“蚕食”，致使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困难增大。为渡过困难，我们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压缩机构和编制，减少工作人员。许建国同志经过周密思考后，决定将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分别派往冀东、平北、平西、冀中等根据地去开展工作。任远、林克明去冀东，我和江涛到平北，钟子云带一部电台去平西后回到一分区，梁波、黄云夫妇带一部电台去妙峰山（梁波同志后来就牺牲在那里了），郭北辰去晋东北，苏育民去雁北，王应慈去新乐、石家庄郊外。就这样，既压缩了机关编制，又开辟了新的工作区域，工作面更加扩展了。
今天，我写这篇纪念文章，既是为了表达我对老领导的一片深切怀念之情，也是想从一个侧面来表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来珍惜。我们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建设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不息。(2003年春节）
（苏毅然，原名王安邦，1971年起历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省长、党组书记、省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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