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是晋察冀边区十分艰苦的最前线，与伪满统治的东北地区有直接联结的前沿阵地。我党在冀东有很好的群众基础，1938年我们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冀东大暴动，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深受广大人民的拥护，是收复东北失地最好的前进基地。冀东人民深受日伪统治之苦，抗日特别积极，情绪高昂，斗志坚决，而且村村都有人同东北各大城市有着广泛联系，对开展东北地区工作十分有利。许建国同志远见卓识，早于1941年即派史拓、伍彤同志开辟城市地下工作。我到冀东后，特委决定我们先依靠滦东十二地委为主，由十二团派一个警卫连负责机关及电台的安全。为便于工作，可以军区联络部名义向外活动，机关代号取名“燕山部队”，并责成我用特委名义向五个地委及有关县委发出“关于加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便于我们依靠地方支持。为了迅速开展工作，我们于1943年1月直接深入到山海关、秦皇岛附近的临榆县内活动，机关电台设置在山地活动，1月22日已与分局电台取得了直接通电的密切联系。我先带少数干部深人平原地区开展工作。由于有上述有利的客观条件，加上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我们很快地站稳脚跟，初步打开了局面。
经过我们半年多的共同努力，在北宁线及东北各地发展了几十个上层关系，并派出骨干深人敌内，进行内线工作。我们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已经在山海关、秦皇岛、海阳镇、北戴河等地争取敌伪人员有很好效果，如山海关伪警备团长张爱仁、临榆县长杨延烙、秦皇岛中学范履中、海阳镇商会会长杨延安、警察分署署长杨振宁、侯庄大乡长侯清坡等。同时，我们积极物色人才，适时派往东北锦州、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建立秘密地下工作，发展进步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国组织，为收复东北失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分局社会部许建国部长抓住冀东这一有利的战略重地，积极加强配备得力骨干，充实情报联络站的领导班子，及时派来了有敌区斗争实际经验的宋敏之、李培德、仇友文、赵东黎、陆曦、岳武、高展等，冀东特委亦从地方抽调适宜从事秘密工作的得力干部，如方飞、王钧、彭飞、商建华等。根据工作发展形势需要，在路南、西部、滦东分区设了3个分站形式的情报组织，分别由伍彤、李培德、宋敏之三人负责，并可参加当地党委，以利工作之开展。为在满洲心脏长春市建立秘密电台，许建国又派来一部电台及一名报务人员，先放在军区机要科待命。拟先派赵东黎同志潜回长春市站稳脚跟，然后由李培德同志负责物色可靠交通送出电台，便于与我及分局、中央直接联络，以配合形势发展需要。总之，冀东工作形势十分有利，正为迎接反攻，做好充分准备。
不料，我方警卫员王深被敌人策反投敌叛逃，造成意外损失。
这是秦皇岛宪兵队武田队长利用伪保长之女引诱王深上钩，当被我们发现后，王深畏罪潜逃。我们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机关转移，人员疏散，电台隐蔽，致使叛徒王深亲自带领敌特奔袭时扑空而返。我们当即将伪保长处决，打击敌特阴谋活动，以教育其他伪职人员，不得助敌作恶。对可能暴露的敌伪关系，采取灵活主动巧于应对的策略，防止敌特破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对此，我们专门开会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不利局面；决定转移领导机关及电台，由滦东地区向昌黎、丰润中心地区发展，便于与军区、特委保持更好的联系；振作精神，努力奋发，创造新的有利条件，开辟唐山、平津方向的秘密工作。
从1943年8月至1944年8月，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加强开展敌区工作，以利反攻，收复失地。特委将敌区已有的重要关系交我们统一管理。李运昌同志首先将他从1942年起建立的伪满重要内线关系伪满中校教官张庆和转给我使用。张庆和是乐亭人，留日学生，是乐亭县委书记李海涛同志的姐夫。李海涛派其姐姐李玉贞条自赴长春市向其丈夫张庆和说明李运昌的意图，讲清形势，抗战必胜，日寇必败，为国为己，早做打算，要他参加抗日，以便反攻时作内应。张庆和即接受了我方意图，表示努力工作，发展联络有志同事。从此他便不断向李运昌秘密传送伪满军事情报。我让伍彤、高展同志找李海涛和李玉贞继续加强联系。张庆和在长春及哈尔滨发展了几个重要关系。特委书记李楚离和组织部长周文彬同志又将唐山内线交给我领导，我与唐山市伪市长袁轨的视察员张家声接头后，经特委批准，委任张家声为唐山情报站长。他是老党员，长期与李楚离同志在天津、唐山从事白区地下工作，有秘密工作经验，善于交际，有广泛的敌伪内部关系。在抗战后期，敌区工作大有发展，形势十分有利。
1944年夏，许建国同志从延安参加了整风学习后回到边区，立即派王友（钟子云）同志到冀东，以加强东北地区工作，迎接反攻形势的到来。王友于8月底到达冀东，决定成立冀热辽区党委社会部，将东北情报站和行署公安局合并，王友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下设一个情报站，由陆曦任站长。为迎接新形势，区党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社会部与此同时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具体安排今后工作。此时我已调十八地委任社会部长，并代管区党委社会部直属的情报站。为了工作不受开会的影响，我已令陆曦同志带电台站长霍延生和报务员杨林祥及译电员方明先到十八地委丰宁县开始工作。会议于10月中旬结束。各地委和县委社会部长已返回原地。我正准备随地委书记焦若愚同志到十八地委工作。许建国同志临时通知我跟随机关向南转移，遂10月16日下午我随机关向南转移到丰润县杨家铺宿营。晚饭后9点多，周文彬、王友二位部长找我个别交谈，嘱咐我如何处理好工作和个人生活间题。我本拟当夜渡滦河，时已11点多，两位部长劝我先休息，明天再走。10月17日凌晨，我刚外出，突遭敌机枪扫射，我即返屋，带领秘书彭飞及几个通讯员向南突围，跑了约四五里地，已经安全脱险，并与行署机关机关汇合，拟向东转移。当我回头一看，村内乱成一团，不知所措。这时我不顾个人安危，让秘书彭飞随行署向东转移，自己急忙带了四个通讯员冒险跑步返村，找到王友、李杉等负责同志，说明南面无敌人包围，可以安全转移。但迫于下不了决心，大家只好听从地委书记丁振军同志指挥，决定一律上山抵抗，不许擅自行动。这样，我亦不能突围。由于对敌情不明，盲目自信，敌众我寡，日军千余人，我方只有两个警卫连，难以抵挡日军压力，坚持到中午时我方已损失很大，很难坚持到天黑后。下午3时许，丁振军突然决定命令机关干部下山向东突围，警卫连在山下抵抗，敌人以重兵火力猛攻，我方无力阻挡。由于指挥不当，结果我们损失惨重，伤亡500多人，被俘150余人，逃生出来的仅有120余人。战场上英勇牺牲的领导干部有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他是一位朝鲜族的优秀工人运动领袖。地委书记丁振军、宣传部长吕光、特委秘书长李杉、社会部长王友等身负重伤，专员高敬之伤重难行，他们均因敌军搜索战场时未被查觉而幸免于难。我在突围中，身上四处中弹，尤其是右腕被机枪击中，打断了动脉，大量流血，无法止住，处于昏迷状态，无法突围了。傍晚，在敌军打扫战场时，发现我尚未死亡，强迫老乡用担架将我抬着押送到敌军据点左家坞。我伤重被俘，造成了一生最大的不幸，经历了一场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同日寇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殊死较量！
敌人从我的衣着已识别出我是一个负责干部，很快从被俘人员口中得知我的身份，又从唐山派来特务叛徒亲自指认我系冀东军区联络部负责人，敌特严加关押。至此，我乃进行公开斗争，痛斥日寇兽行，制造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大讲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形势；决心坚贞不屈，以身殉国。我自尽未遂，决心为国捐躯，牺牲自己，决不叛党，决不事敌，决不出卖组织秘密。而敌特为达到诱降的目的，实行“怀柔政策”，竟以美女、地位来诱惑；我则采取特殊手段，与敌特周旋。我被俘后，冀东特委及许建国同志极为关怀，一面防敌破坏，设法转移关系；一面设法营救，利用我方在唐山的地下组织，精心设计营救方案。1945年2月18日清晨，由地下组织策划，我终于逃离虎口，当日回到根据地―丰润县刘家营。遂即回到军区，受到李运昌、行署主任朱其文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我向党组织详细地汇报了被俘经过并写出了书面报告，请求组织审查。3月中旬我被送到边区，又向许建国、谢辅生详细汇报了被俘情况，听候审查。当年5月1日，我被送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解决组织问题。
我的被俘4个月的重大历史问题，许建国同志非常关注，自始至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严肃负责。在他的领导下，我能正确对待，认真接受组织审查，从无任何消极悲观表现。负伤被俘后，许建国急电冀东李运昌书记，必须千方百计努力营救，并指示地下组织要妥善安排，防止敌人破坏。当我被营救脱险回来后，立即送我上党校，一切与其他同志一样。党校解散，我到张家口市公安局帮助工作时，政治上仍然受到应有的关怀。1946年7月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对我做出了恢复党籍的正式结论，我受到极大鼓舞，重新得到组织上高度信任。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整党中，铁道部机关党委错误地做出把我开除党籍的决定。许建国同志得悉后，到中央开会时主动找到铁道部武竞天副部长重申他的意见。经复查终于撤销了铁道部机关党委的决定，仍然按中央局组织部的正确结论对待。“文革”中，组织部门终于从沈阳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档案中找到了完整的档案，档案是用中文、日文对照写成的详尽记录，并让我予以确认。档案有力地验证了我的交待与日特记录相符，证实我对党的交待是忠实可靠的。同时查明我被营救的真情，是由黎云同志派到唐山市的地下组织情报组长蒋志歧同志（后任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通过我方在敌特1420部队（关东军特务机关华北特遣队）高级干部嘱托赵子荣（后评为革命功臣）设法买通日特柳青蒋我假释，被安置在杨博民家软禁中设法逃出。从此，我被长期审查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终于彻底查清，真相大白，使我放下了包袱。同时也证明了许建国同志对我的审查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由此可见，许建国同志对党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值得我永远敬佩，使我感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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