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充满艰险。建党初期，他从事工人运动，在白色恐怖岁月，进行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红军时代，他创建军队保卫工作；西安事变时，他保卫中央代表团的安全；抗战开始，他任中央社会部战区部部长，负责开辟敌后敌区情报工作。1939年3月，中央派他到华北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领导区公安保卫工作。在解放战争年代，他积极探索城市公安工作，先后在张家口市、石家庄市的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全国解放后开展大城市的公安保卫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从1948年底开始，他在天津市及上海市这两座大城市的公安保卫工作中，取得巨大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中长期奋斗在第一线、颇有威望、政绩突出的领导者、指挥者。
许建国同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甘当无名英雄，乐为人民公仆，忠心耿耿，无私无畏，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崇高的品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本文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实际事例，追忆许建国同志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精心栽培，以表达无限崇敬和衷心感激之情。
我是陕北绥德人，出生在一城市贫民家中，因家贫9岁方上私塾，12岁转入高小学习。1933年我即秘密加入少共团。1934年县教育局长帮助我办了一个文凭，跳级考入省立公费的绥德师范学校。毛主席率红军到瓦窑堡后，我于1935年底放寒假时，秘随同学赴苏区五家沟，找到县委王世英、王海山等，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县委认为我在白区绥德城内，又在绥师求学，便于掩护、恢复白区秘密工作，于是动员我先返校，进行地下工作。经过秘密训练，我携带党的文件于1936年1月初重返城内，在师生中开始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民先队。“七七”事变后不久，我秘密加入党。年底，特委派我赴延安学习，先后在陕公、抗大、干训班学习毕业，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9年2月调中央社会部，3月由中社部保卫部长杜理卿率我们13人随中央考察团赴华北敌后考察。为工作需要我们14人一律改名，我改名为任远，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一直沿用至今。1939年3月中旬，我们由延安出发，下旬途经绥德，休息三天。在这里，许建国同志让我回家看看母亲和弟弟们。他知我家贫，生活困难，交给我白洋23元，回家留给家用。当时，我们均无工资，而许建国同志对我个人家庭如此关怀，出乎我意料。同行同志均不知悉，我的老母、幼弟对此十分感激，此事至今难忘，深感组织上的亲切温暖厚爱，促使我要更加努力工作，革命到底，只有如此，才不辜负党对我的教导。
当年3月底我们东渡黄河，先到晋西北奇岚县，这里是晋绥根据地中心。我们分头下去进行社会调查，大约经过一个月回来向许建国汇报。由于我们知识分子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懂调查研究的要求，更不知调查方法与内容，当许建国同志问及各地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商人等各有多少户，占多少比例，他们对抗战态度如何，有何区别，对政府、军队有什么意见，千部表现如何，党员有多少，他们工作有什么困难等等这些问题时，我们大都答不完全，或者根本不知。这次下去实际考察的经历，给我们很大帮助，使我们受到不少启发。我开始悟懂社会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存在决定意识。经过实践，我对调查和考察工作的重要性、目的性以及怎样调查怎样分析等，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为后来考察工作打下了基础。许建国同志的耐心教导与反复说理，使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的知识分子逐渐明白，一定要虚心向实际学习，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向群众向干部学习。大家经此一课，都有不同收获，心理十分佩服，感到做考察工作的重大意义。
离开晋西北，通过封锁线同蒲路，当年6月到达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我们开始对边区公安总局和军区锄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初步感觉边区的锄奸保卫工作有很大成绩，对保卫边区安全、巩固根据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执行政策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乱捕乱杀还未完全制止，有些案件尚有刑讯逼供的现象。许建国同志立即抓住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人的调查研究，亲自审查这些案件。
首先，审理冀中军区锄奸部破获的日特重要案件，涉及的案犯有卫生部长张珍、李雪等十余人，主要人物是供给部长熊大正。从已有材料分析，由于刑讯逼供，真假难明。于是许建国在炎热的暑天，夜以继日，亲自审问。我和张季良同志负责记录，逐个分别审讯。许建国先交待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前途，决不动刑。他对被审查人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决不放过一个奸细，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蒙混过关。”他对每个被审查人深人浅出地讲形势，讲政策，讲理论，讲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指明抗战必胜，日寇必败；讲辩证法、唯物论，要求被审查人讲真话，说实情。决不许欺骗政府，骗取信任；不要自欺欺人，更不可陷害他人。有错可以纠正，有冤允许申诉。必须正确对待组织，要对自己负责。如此反复说理，耐心教育，以理服人，政治感化。如此审理效果显著，熊大正等主动承认自己被迫胡供，没吐露真情。其他人亦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不到一个月，案情真相大白，十几名重要干部解脱了关押，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随即将边区公安总局审理的所谓托派案件，即李晓初、李华等人问题，逐一澄清。许建国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错案、冤案大胆平反，甄别纠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边区公安保卫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这段实践，我亲身体验到，他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益。
平津敌占城市不断派遣特务潜入我边区，公安总局破获一女特务王兰要案，送交许建国亲自审理。在关押期间，女特务竟以美色引诱我警卫队长上钩，后被发觉。我们对特务严加审讯，彻底查明她的阴谋活动，坚决予以镇压。对犯了错误的警卫队长予以严肃处理，公开撤职，调离机关，另行安排。许建国同志对干部严格要求，及时果断处理，深受我们敬佩。
从1939年9月至1940年底，我们被分别派出工作。我先到一分区，初步了解易（县）满（城）徐（水）一带对开展平、津、保等敌占城市地下工作十分有利。10月我又被派到四分区平山县公安局帮助工作，开展社会调查，了解日特及国特在平山活动情况。1940年春节我返回机关汇报工作，受到鼓励，因此我十分高兴。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即晋察冀分局）为全面推进边区党、政、军、群各方面工作，组成联合考察团，由彭真同志亲任团长，吴德、李楚离、王友同志任副团长，分设党务、军事、政权、社会、群众等专门小组，共100余人，考察三分区的阜平、唐县，四分区的平山、灵寿，二分区的五台、孟县，历时3个月。分局社会部派出一个社会调查组，负责考察社会部、公安局等部门锄奸保卫工作及敌区地下工作情况，由我负责，有伍彤、江涛、孙文东等参加。我们四人分别参加有关小组活动。我参加党务小组。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使我们对边区各地锄奸保卫工作有了基本了解，初步认识到边区对敌斗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日特、国特、反动封建会道门以各种方法进行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活动。各地均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有效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使我们认识到开展保卫工作的必要性，提高了责任心，并对抓紧开辟敌区工作有了信心。我们认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情报工作，才能有效地保卫根据地；必须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必须采取派出去和拉进来的两手，方能对付狡猾的敌特破坏活动。3个月的实地考察，使我们增加了不少知识，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许多生动新鲜的学问，开始懂得了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广大基层干部学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考察结束后，经过讨论，我们向许建国部长写出了较为全面的书面总结，受到了他的肯定。他认为这项工作有收获、有经验，既锻炼了自己，又提高了自己，这对今后工作十分重要。
根据许建国部长的指示，我们将几次外出调查研究的具体经验，写出一个“怎样做社会调查工作”的专题小结。他亲自做了审查修改，让我到分局社会部办的干训班试讲，听取大家反映，再加修正，作为专门教材。
许建国同志十分重视干部培养。分局社会部成立不久，先派苏育民举办干训班，专门培训地委、县委两级专业干部，采取书本学习与实际学习相结合的方式，丰富学员的感性知识。第二期干训班结业后，立即组成一个有30多名学员参加的实习工作团，以北岳区党委名义介绍到各地，指定我为团长，由刘澜涛书记亲自给三分区及四分区地委书记写信，安排我们到唐山、曲阳、阜平、平山等地进行了约两个月的实习活动。这次活动使我们认识到保卫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大家一致决心实习回去后努力工作，使本地保卫工作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些同志以后均成为边区隐蔽战线的骨干。他在短期内举办了几期干训班，培养了百余名保卫干部，对边区保卫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协助部队培养了百余名锄奸干部，推动了锄奸部门新生力量的健康成长。
以上这些活动使我感觉到许建国同志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十分重视务实求真、不走形式。凡事必亲临实地，具体分析、具体指导，及时总结，以典型推动全盘工作。他以身作则，带头深入实际，勤于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使身边的干部不断有所提高。
从1941年起，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各战略要地开辟敌占大中城市的情报派遣与联络工作。先到二分区晋东北地区，开辟太原、石家庄及同蒲线城镇敌区秘密工作。1942年转移到平北地委，开展伪蒙疆地区张家口及平绥线的情报工作。1942年底至1944年10月杨家铺战斗前，我又被调到抗战最前线冀东地区，负责开辟伪满洲国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北定线、唐山、天津等地的地下工作。我是在许建国同志直接指挥和具体领导下，战斗在最艰苦、最紧张、最困难的前线地带。我满腔热情，无所畏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我把我最愉快、最幸福的青春时光，奉献给我衷心热爱的党的隐蔽斗争，为此我深感自豪。尤其是我能在许建国同志的热情关怀、亲切教诲下逐渐成长，甚为幸运。
1941年，我到达二分区晋东北后开始进行社会调查，物色派遣对象，深人游击区，寻找敌伪上层关系。正在紧张工作之际，我接到许建国同志急电，命我立即返回边区机关汇报工作。这时已经到了初冬时节，我带着龙玉祥同志急速奔赴平山赵克庄机关驻地，详细汇报了二分区工作情况，又接边区通知：日寇向边区开始了冬季大扫荡，命后方机关立即疏散向外转移。许建国同志命我先回二分区，可自行返回，不随机关行动。于是我到阜平随县委一起向五台山方向转移。我同易清源书记随县大队当晚深夜爬过大别山时，不料中敌伏击。我们立即向山下撤退。我的右腿腕部被山上树杈插破，下山又淌沙河，灌进了泥沙，夜行30公里。当找到区委后，始发觉我的右腿肿胀，无法坐立，更难走路。于是县委书记易清源同三位区干部亲自抬担架，走了30多里路找到军区卫生部。经卫生部长游胜华及外科大夫会诊，他们认为我伤情严重，必须动手术截肢，方可保全生命，这令我十分紧张。第二天清晨，游胜华部长带来外国专家柯棣华大夫又重新诊断。柯棣华是印度援华医疗队高级筐生，会讲中国话。他听完游胜华部长的简单介绍后，亲切询问我负伤经过，又认真检查我的伤口，略加思索，提出了他的判断和治疗方案。他说，既不是枪伤，不会危及生命，因此不用做截肢手术。并明确提出由他亲自负责治疗，先清除伤口沙子，再用药棉医治伤口，可以恢复健康。这使我万分高兴。从第一天起，每日早、午、晚三次换药清理伤口，都是柯棣华大夫一人蹲下自己操作，这令我十分钦佩。他既当医生，又当护士，一身二任，精心护理，整整30天，伤口才痊愈。他有精湛的医术，又有超常的爱心和高尚的医德，真是一位“神医”。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印象，激励着我坚决抗战到底的革命意志。当我伤愈告别时，非常感激这位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的博士、外国专家对我的热情认真负责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医德。他既是我的救命恩师，又是我敬佩的导师。我抱着依依惜别之情，愉快地返回到分局社会部。当我向许建国同志详细报告因负伤治疗无法同组织联系时，他亲切地说：“回来就好了，先好好休息一下。”机关同志见到我后异常高兴，连忙告诉我，许建国部长对我特别关心，天天打听“有没有小任的消息？”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护关怀，使我感到革命大家庭的同志式的阶级感情和革命友谊，更加激发了我要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革命朝气。我和机关同志们共度1942年元旦佳节，这是我们抗战时期最后的一次团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元旦后不久，许建国同志找我亲切谈话，拟派干部科长郭伯辰同志到二分区地委接任情报站长，决定派我到平北地委担任情报站长，负责开展伪蒙疆政府地区、张家口及平绥线的敌区情报工作。并派乔才（李淑仪）、江涛、朱世昌以及派出的蒙族干部苏剑啸等同行。行前，许建国又单独找我谈话，一直到深夜一二点。他谆谆教导我：“要善于尊重地方党委，要取得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要同当地干都搞好关系，互相团结。外来干部要主动同当地干部搞好关系，尤其是从延安出来的同志，必须谦虚谨慎，搞好团结。同时，还要搞好同志间的团结，互相帮助，对同志讲真话，互相学习，亲如弟兄，这才是战友啊……”他的深情教诲，使我增强信心，决心搞好团结合作。临别时，我没想到他竟将随身携带的十分喜爱的德国造的枪牌小手枪送给我，作为纪念。这令我十分感动，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在1944年10月17日的杨家铺战斗中，我因突围负伤不幸被俘时被日寇夺走，令我感到万分可惜。它是我一生中最心爱的一件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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