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党中央派许建国同志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望、杨宁、江涛、王其祥、伍彤、任远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他们由延安辗转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彭真同志和聂荣臻同志要求许建国和考察组的同志留下来，加强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此后，即以这些同志为骨千，建立了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许建刚壬部长。他们首先组织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我情和社会情况，并分期举办干部训练班，为建立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开展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2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公安管理处，许建国兼任处长和边区政府党团书记。1943年3月他赴延安参加整风。翌年初，他同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长李葆华同志一起返回边区，传达党中央关于整风学习的精神，对边区的整风帮助很大。
抗战初期，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侵华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进行所谓军事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等打人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我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友、我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分局社会部建立后，许建国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干部审理了一批重大案件，以其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澄清了案情，保护了同志，纠正了错误，总结了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干部的水平。如当时所谓“熊大正案件”，将不少干部（包括张珍等一些领导同志）诬陷为日本特务；还有一位被诬陷的黄浩，是在北平以基督教长老会长老为公开职业，从事我党统战联络和情报工作，并有着卓著功绩的老同志。此案许建国亲自审理，参与工作的有苏毅然、张季良、任远等同志。他们通过填密的调查和重新审理后，认定是一起以主观臆断和逼供手段造成的重大错误案件，除熊大正因故暂未释放外，其余被诬陷的同志全部平反释放。遗憾的是，熊大正同志以后被边区公安总局在反扫荡时打死，直到前两年才得以彻底平反。许建国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以后，在开拓华北、东北以及上海等地区情报工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无形战线上立下了特殊功勋。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建立后，他在加强边区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根据地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大、中城市和各个战略地区，建立情报联络站线，组织和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如在北平活动的情报组织“北平联络局”，就在国民党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名流以及国际友人中建立了广泛深人的联系，并打人华北敌伪上层组织和新闻单位，洞察和利用敌伪之间、伪组织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及时配合了抗日战争的需要。1940年8月，彭德怀同志亲自组织的百团大战，历时三个月，大小战役1800余次，歼灭敌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战役前及战役中，晋察冀情报组织与太行、晋绥等兄弟情报系统均及时送出了准确的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战役的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天津、东北、华北的情报组织分别从不同角度获得了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情报。许建国是一位善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挥员。1944年以后，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加强城市工作、准备战略反攻的指示，以及从敌特手中获得的蒋介石在日降后决心消灭异己、准备内战的反共文件，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及时作出了新的部署，在众多无名英雄出生人死、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取得了辉煌战果。许多及时的战略战术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在担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局长。他高瞻远瞩，除大力开辟华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外，还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东北和华东地区，先后在南京、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等汪伪及伪满的军政首脑机关，以及敌人的警、宪、特务组织内部，埋下了红色的种子，绽开了革命之花。
例如，抗战以前，一批东北留日学生中的爱国青年，秘密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学生救亡会”等革命团体，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1940年，一些领导骨干回国同党取得联系后，把工作重点转向情报工作。这些留日革命青年大多是伪满中上层人物的子弟，有的同志还是伪满国总理大臣的子、侄。他们回国后分别担任了伪满军政要职，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与内地交通联络不方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在干部政策上一向不囿于教条主义的许建国，十分重视这支可贵的力量。首先，由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谢普生同志前往天津主持工作，以天津为联接东北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接力点，建立了专用交通线，开展东北的情报工作；继而派遣李振远、周梅影、张友恒同志先后前往沈阳等地，参加组织领导。在东北各大城市及日本的东京、京都建立情报网点。这些地下尖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训练和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防谍、镇压我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这些详实而重要的情报，对配合我军作战以及以后配合苏军歼灭关东军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汪伪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东北日军和伪满的情况知之甚少。东北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主席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国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这支为数可观的情报队伍，在日本侵略者长期残酷统治、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的情况下，还起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地下党作用，成为以后收复东北的先遣队。
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站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们得知国民党特务准备以撞车手段暗害周恩来同志的行动计划后，深夜赶到“周公馆”报了警。地下情报组织在抗战时期还以“平津沪工商界经委会”为桥梁，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医生、教姆、海外侨胞等爱国志士，一方面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或交通线，向根据地或就近向新四军情报组织递送情报；另一方面积极为根据地输送人才，有组织地吸收平津、东北地区的知识青年及国际友人来边区工作，并向海内外热情募集款项，设法购买大量医药、通讯器材等重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
1939年8月，汪精卫等汉奸亲日派在南京筹划建立伪政权。为了及时掌握日、汪勾结的内幕，许建国不失时机地根据何松亭同志的推荐，派遣李时雨、孙静云同志打人汪伪组织，得到汪精卫、陈公博的信任。李时雨同志先后在南京、上海以汪记国民党六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上海保卫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等重要职务为掩护，孙静云同志担任机要交通。一对革命夫妻，冒着极大风险，长期潜伏敌营，向组织递送了大量重要军政情报。
如汪精卫当面向他透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秘密谅解事项》等卖国密约的内容，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日本投降前后，他们又主动与新四军取得联系，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许建国历任晋察冀中央局、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等职。他根据国内形势和敌情的变化，除加强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外，继续采取多种形式，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加强派遣工作。我们的地下尖兵分别打人国民党军、政、宪、特等要害部门和首脑机关获取情报。如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和“华北剿总”的机要、作战部门都有我们的力量，从而基本上掌握了华北敌军的序列和军事态势，及时准确地取得了平、津、保、石地区的敌军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对配合华北战场的军事行动、1949年初的平津战役以及顺利接管平津两大城市都起了重大作用，受到多次通令嘉奖。如1947年10月，北平、石家庄情报组同时获悉蒋介石密令其第三军由石家庄撤守保定的情报后，我秘密电台迅速报告了军区司令部，中央根据这些准确情报，发起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取得了全歼国民党第三军及第七师全部、活捉军长罗历戎以下官兵8000余人的胜利。接着，又根据我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和建议，乘机一举攻克石家庄，从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打开了华北战场的新局面。又如，1948年秋国民党九十四军三个师、新二军两个师，由空军配合企图偷袭石家庄和我党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我内线获悉敌军这一作战命令后，因电台发生故障，我情报人员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由地下交通员将原文背熟，日夜兼程，将情报送达解放区。当时，平山地区我方兵力不足。聂荣臻司令员火速命令西线部队，一昼夜奔袭几百里，迎击敌军。毛主席和周总理获悉后采用缓兵之计，亲自撰写新闻稿，由新华广播电台播出，揭露敌人的阴谋，从而延缓和挫败了敌军的行动。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事后惊叹“中共地下工作组织的深人、机敏和细致，达到神化莫测的地步”。聂荣臻司令员则盛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建国为贯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还组织力量把滞留在北平的国际友人护送到解放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平津一带的无名英雄，根据许建国同志的部署，还做了许多上层统战、联络工作和购买、输送战略物资的工作。不少学者、名流、工商企业家和国际友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在困难的时候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掩护我们的同志。这种事例在这条无形战线上是不胜枚举的。
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所属情报组织，在漫长的地下斗争中，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进行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组织从未受到破坏，个别同志虽然不幸被捕和受过迫害，但也经受住了考验。这是值得有关同志自豪的，也是和许建国的坚强领导分不开的。他十分重视领导骨干的政治素质，强调恪守工作纪律、秘密；重视区分敌、我、友界限，又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地结合起来，具有丰富的策略性和指挥艺术，因而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和保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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