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章用以比喻许建国同志的品格和他的革命一生是十分恰当的。陈毅同志和许建国同志早在红军时代就已相识了。1952年初，许建国同志由津调沪工作，陈、许之间既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十分投契的朋友。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相约跳舞、狩猎或打台球。他们每在一起的时候，那娓娓的谈吐，开怀的朗笑，充分反映了相互之间深知、信任和内心某种高洁、美好感情的交融。
陈毅同志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后，许建国同志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党群和外事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1958年夏，在首都一次舞会上，毛主席对许建国说：“杜理卿，外交战线要加强，你出国当几年大使好不好？”许建国于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改为现名，但毛主席每次见到他时，仍然亲切地直呼其原名。许建国回答：“主席知道，我一向是搞公安保卫工作的，干外交是外行啊！”主席说：“外行可以变内行嘛，外交工作就是需要老同志去加强。”主席亲自谈话要他干外交，还有什么说的，他愉快地准备迎接新任务。事后得知这个变动是陈毅同志向中央举荐的结果。这一年初冬，他到中央报到后，先随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到济南巡视工作；1959年春，又到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参观，返京后于5月出任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踏上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历程。
这里记叙的仅仅是许建国一生的主要足迹。
在工人运动中锻炼成长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黄破县南阳乡杜家嘴的一个贫农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幼年时就辍学离家，跟随伯父到河南确山、泌阳及湖北汉口等地刮肠衣，做学徒。1916年初，年仅13岁的许建国来到安源煤矿局修理工场当学徒，后来进人刘少奇同志主办的职工夜校学习文化知识，接受革命教育。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安源煤矿大罢工，对于受尽剥削压迫之苦的产业工人来说，犹如干柴着火，迅速燃遍了整个矿区。许建国加人了工人的斗争行列。这次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成立工会为主旨的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于1922年春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翌年3月，他又投身路矿两局工会为声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而发起的安源第二次大罢工，再次取得胜利。年轻的许建国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烈火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后来还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会为发放欠薪而组织的第三次大罢工。可是，这次大罢工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会主要干部先后被捕、牺牲。党组织紧急通知已经暴露的同志撤离安源。许建国和另外一些同志被派往湖南醴陵的安源总工会办事处报到，然后再相机前往长沙工会待机就业。从此，许建国丢掉了手中的扳手和榔头，走上了更加动荡、更加紧张的革命历程。
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作为工人运动骨干的许建国，满怀革命豪情，同另几位工会干部一起，由党的湖南特委派往湘潭组建产业工会，发展党的组织。他担任过湘潭县南区联合工会委员长、县工会委员兼纠察部部长。1926年冬，他被派往长沙集训后，回到湘潭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组成四个武装纠察分队，配合农会打击土豪劣绅，工农群众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曾于1927年春在各界人民的要求下，清算了当地罪恶昭彰的劣绅晏容秋，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了北伐战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长沙不久也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队许克祥部进攻湘潭，形势急转直下，党组织决定紧急疏散。许建国在转移途中与组织失掉联系。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革命的低潮中步不气馁，不悲观，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潜往长沙、武汉等地寻找党的组织。1928年4月，渴望回到革命队伍的许建国，来到武昌粤汉铁路局机务段，一面做工，一面找党。次年7月他被叛徒出卖，在武昌被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侦缉队逮捕后押往长沙。反动当局以“暴徒骚事，危害民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7年，关进长沙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很快找到了党支部。在支部书记唐近仁同志领导下与同狱的陈奉石、马穆宾、乐天宇、向仲华等许多同志一起，进行了团结教育同监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及策划越狱等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
红军的英雄卫士
1930年6月，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推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由红三军团于7月下旬一举攻克长沙，许建国和所有在押的同志被解救出狱，加入红军。许建国生前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说：“攻打长沙在战略上来说，是错误的；但是，就战役本身来说，是一个局部胜利。红军占领长沙的十一二天内，抓紧扩军、筹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六大’的十大纲领，释放了几千名政治犯，解决了当时红军人力、物力方面的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机。”30多年前，许建国这种辨析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可谓言如其人，使人至今佩服不忘。
许建国出狱后，即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任副官长兼任团保卫员。江华同志（即当时的黄春圃）任政委，他在回忆往事时曾称道：“杜理卿工作好，作战好”。在“左”的肃反路线下，部队曾把许建国同志诬为“A、B”团分子，卸了他的枪，准备逮捕处治，是江华同志挺身而出，把他保下来，才得以幸免于难。由于在第一、二次反“围剿”中屡建功绩，1932年许建国被提升为三团参谋长和代理团长，第三次反“围剿”后又被任命为三团特派员。许建国晓勇善战，机警灵活，枪法很准。在红三军团攻打赣州时，他负责三团留守处的保卫工作。一天拂晓前，他外出巡查，突然发现被敌人包围，他双手操枪，打倒了几个敌人后，迅速赶回留守处，把一师政委黄克诚和前来联络的六师参谋长唐近仁等四位同志叫起来，由他在前面开路，冒着枪林弹雨，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此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他被调任红三军团一师特派员，负责全师的保卫工作。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担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1934年8月，红军整编后成立了八军团，他被任命为八军团保卫局长。
许建国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卫工作上的“左”的倾向，坚持调查研究，切实掌握敌情我情；他重视培养干部，多次利用战役空隙举办训练班，言传身教，培养和提高侦察保卫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为红军保卫工作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10月，许建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进人贵州后，撤消了八军团建制，他被调到国家保卫局，负责保卫中央的年老同志。当时，在艰难困苦的长征路上，在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很多年老或生病的同志掉队后要加以收容和保护，这是一项重要而困难的任务。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一些中央老首长就是在他精心护卫下安全到达遵义的。由于许建国赤胆忠心，英勇机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保卫工作任务，在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受到组织的表彰。1935年l月，遵义会议清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毛儿盖会师后，张国蠢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领导权。当时的形势是紧张而复杂的。许建国奉红三军团政委李富春同志的命令，警卫毛儿盖会议，圆满完成了确保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任务。
1936年4月，许建国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同年10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红军经过整编，成立抗日第三纵队，他被任命为三纵队第四师特派员。
战斗在渭水延河之滨
1936年春节后，红一军团在林彪和聂荣臻的指挥下渡河东征，许建国随军做保卫工作，部队曾占领吕梁山、兴县、汾阳一带，后来又打进临汾，筹款筹粮，宣传抗日，扩大红军影响。在临汾期间，中央派代表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及山西阎锡山代表谈判，达成抗日统一战线协议后返回陕北。许建国对这一历史性事件记忆犹深，他在临终前对子女回忆平生时，曾吟咏过当时军民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东征前进打日本……”
东征结束，经过军训总结后，许建国与罗瑞卿、张纯清等红军保卫干部一起，被调到保安红军大学学习，并担任红大一科支部书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许建国同志离开红大，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同志从保安到达延安，再乘张学良将军的飞机飞抵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的秘书长兼三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协助友军在清查特务间谍、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友军部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完成了保卫中央代表团的使命。
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撤离西安。在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童小鹏、龙飞虎等四五位同志随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其余人员由许建国率领前往陕西三原县筹建第十八集团军驻云阳办事处，并任该处主任，负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络任务和情报、保卫工作。同年5月，被调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初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许建国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这一时期，在许建国同志具体部署和指挥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破获了一批重大案件，挖出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边区的秘密电台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特务间谍，获取了大量情报；更为重要的是及时发现了张国焘图谋武装叛逃、另立中央的反党活动，为保卫党中央及巩固部队立下了不朽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