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结束后，我们部队参与真枪实弹的战斗就很少了。在和平年代，作为一名军人，我认为要坚持践行我党建军的宗旨，心里装着老百姓的疾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将这一理念牢记在心，并认真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当时任117师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文革组织各省市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办学习班时，我受命担任了鞍山市学习班的班长。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市学习班里的群众组织对老干部搞起了批斗，在我的极力劝说下，学习班的群众组织代表理解了中央的意图，打消了开批斗会的念头，老干部挨斗挨打的事件就没有发生。因而，我们鞍山学习班里的二十多人相处得比较和谐，不仅老干部和我关系融洽，就是群众组织代表也比较尊重我。从北京返回鞍山时，为避免老干部受到冲击，我特意安排学习班的秘书徐辰宝上军管会要专车，到鞍山火车站站台来接。上车后，我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坐在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上，将老干部逐个安全地送回家里。
初到鞍山时，我任鞍山市军管会监督小组组长，之后又负责主抓公安局的正常工作。当时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鞍钢是共和国的钢铁长子，如何在派系斗争激烈的紧张形势下，保持相对的稳定，使鞍钢的生产不受到太大的影响，有序进行，是我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为此，一旦对立的两派发生对峙，白热化，我都到场，细致地做两派组织的工作，避免大规模武斗发生。老捍队与大联合在鞍钢9号高炉发生激烈冲突，得到信息后，我和中央视察员火速赶到现场。将两派组织的头头聚在一起，既严肃又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道理，对他们说，鞍钢的钢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关心鞍钢的生产，如果因你们发生冲突，导致9号高炉毁坏，或停产，这个历史责任你们能承担得了吗？在我们的耐心地劝说下，两派组织的头头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表示都让一步，从9号高炉撤出本派组织的人员，从而避免了9号高炉被毁坏等事件的发生。
鞍山市召开三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我们都要通过有力度的工作，确保会议秩序井然，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在我们高度紧张的工作下，鞍山市制止了大规模武斗的发生，鞍钢的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美国友人斯诺到鞍山访问，我们带他到齐大山铁矿和鞍钢厂内参观，他看到矿山和炼铁、炼钢、轧钢等生产有条不紊，十分震惊，赞叹地说，你们搞得真好，搞得好！
1970年，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时，我作为军代表，担任了财贸组的副组长。当时，物资紧缺，为了市民能在春节吃到鱼肉，每年10月份起，我都要到舟山群岛，两广，两湖，海南岛等地，找当地军管会的领导，搞鱼，搞猪肉，猪油，白糖，好让市民凭票买到鱼肉，鞍钢能有糖制作出工人保健的盐汽水。台安划归鞍山市后，我们采购的任务更重了，一人一斤鱼，就得200多万斤啊。我们就四处游说，陪笑脸。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每次都完成了任务。等我们忙完春节市民物资供应的大事，也到年根底了，我和食品公司的赵珂主任才松了一口气，坐火车回来过年。我俩利用北京中转的机会，大包小裹地到商店为家里买鱼肉，买香肠，买糖果（北京这些物资放开）。我俩上火车后，放好东西，相对一笑。满足全市人民过好年的需求，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却没有权利从中为自己的家庭及亲友谋利的份儿。等我们风尘仆仆赶回家，已是年三十的下午了。
1977年，我圆满地完成了支左工作，按照上级的安排，回到了部队，担任了117师政治部副主任。
尾声
1983年，为实现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按照部队的统一部署，我离职休养。过去，我将全部心血倾注于部队的工作，很少有闲情与家人共处。回家后，充分享受了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更是欣慰。我老伴和三个孩子也都是军人，先后转业复员，可为全家皆兵。也许我和家人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作风和习惯的影响，三个孩子都有正义感，善良，仁义，都是受人尊重的好人。大儿子邢志伟和女儿邢力红是鞍山市三院的医生，老儿子邢建伟原是技术工人，后下海经商。他们在自己的天地里发挥作用，生活都过得不错，重孙女都有了，也不用我操一点心。我现在和大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女儿和老儿子，孙子经常看望我。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近年来，我的嗓子有毛病，天气一冷，咳嗽加剧。为了减轻病情，我就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三亚，租住了条件舒适的家庭旅馆，等天暖和了再飞回鞍山。在海南一待就是半年左右，我与同住的伙伴们相处得像兄弟姊妹一样。我还利用自己会鼓捣电脑，照相机、摄像机的长处，义务给大家照相，录像。自己花钱，给每个人洗印照片。我经常上网，信息较灵通，热心地给大家提供订打折机票的信息。一位北京退休教师，没订到回家过春节的票，他不仅不能赶在年前回家，而且，因原定的房间到期，他的住处都成了问题。在他十分着急的情况下，我帮助他上网查看，终于收索到两张飞机票，及时排除了他的纠结。为此，大家都发自内心地称赞我，说我是活雷锋。我知道自己与雷锋不能相比，却为自己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了一个军人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而自豪。
有过当兵的经历，在战场上经历了生死考验；在文革期间，经历了非常时期的另一种考验，我为有这样的人生履历而倍感充实和幸福。
（整理人黎燕 当代女作家，鞍钢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