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那一天，我正在天津东马路保阳旅馆和上级党接头。我说，小站的支部工作已交由王兆凯同志负责，我已三年没回家，借暑假时间回宁津看看。当时上级党委要我回宁津把过去党的组织找找，整顿一下。我接受任务之后，第二天回了宁津。回到宁津之后，首先到了南北庄张策平家。此时李广文同志正住在他家，他们说宁津的党 组织已经重新整顿起来了，李广文同志是县委书记。我说明我回来时的情况和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意图，并说天津小站己相继失守回不了，是否先在宁津参加工作？这时他们表示愿意留我在宁津工作。并说 上级来人说说再定，现在先参加工作。过了几天李广文通知我到宁津南街路西一个自行车铺里见面。我去了，见到了李广文、张策平和马振华。他们把我的情况和马振华介绍清楚，马振华决定要我作宁津县委副书记。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发动抗战。我们在宁津四乡成立了四个抗日后援会，宣传八大纲领，进行抗日募捐，献铜献铁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等活动。城南是在小店由张策平、李广文负责，城西由王锡珍（原宁津县委委员）负责、城北由郑志英、荣孟源负责、城东是我和刘清溪负责，还有一个国民党左派张富忱（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办公地点设在张定杆庄一个大庙里。
到了7月底8月初敌人进占了沧县，形势比较紧了。可是在这些时间里马振华同志没来，我和李广文、张策平曾在一起议论怎么办?当时有一种不明确的思想，就是“平原游击战能不能坚持”，时间很紧了，问题得明确起来，最后决定我和李广文去找马振华。李广文和马振华规定有两个联系地点，在乐陵一个是刘建春的小学，另一个是杜步舟的小学。我们两个先后到了这个地方没见到马振华同志，给他留了个信。过了几天马振华到宁津来找我们，给我们明确了“要在宁津拉游击队，坚持平原游击战。”他说庆云、盐山几个县都在作准备，不久集中成立一个抗日队伍。现在首先是组织动员人。这样我们各抗 日后援会就积极地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武装。到了9月份接到通 知说各县抗日武装在某日到盐山县圣佛村集中。我们接到通知后，分别通知了各地方，都按时到达了圣佛。宁津大约去了100多人，当晚 由马振华、邢仁甫主持开会，是个党内外的揽子会。讨论了组织形式和人员安排，大致情况是：总的名称叫“抗敌救国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由邢仁甫任军事委员长，由盐山县的国民党员统战人士周砚波任政治委员长，马振华任副委员长兼政治部主任，张策平任参谋长，我是政治部副主任。这时已经有了由邢仁甫拉起来的一个大队，大队长是崔吉章（是个土匪头子，邢仁甫的把兄弟，最初他是有几个枪，拉了一部份人成立了第一大队），进一步准备成立第二 大队以李子英为大队长，第三大队以郑松林为大队长（李、郑二人也是邢的朋友）。这些问题当时主要决定于马振华和邢仁甫，没有一个党委会的领导。我们不了解情况，也提不出意见。大致作了这样分工之后，第二天张策平很不满意，和李广文、郑志英我们四个人蹲在一块进行了一番议论。张策平同志说：“大队长都是他们的人，这不行。”他不想干了，要回宁津。这时我劝张策平还是顾大局，刚集中起来， 不能闹分裂，有问题慢慢研究，暂时说服了。大致安排就绪之后，从 圣佛迁到窑厂的一个小学里开始工作了。在政治工作上我写了一个政治工作提纲。派傅炳翰到第一大队任教导员，李广文到第二大队任教导员，第三大队不记得是谁了。后勤工作由张耀曾、曹不刚负责。在筹备粮食上搞了合理负担办法，同时派人到集市上收税。在武装上是 下乡向老百姓借枪，有的地方人枪同来。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第一大队崔吉章要叛变投奔赵明远，赵明远要给他一个营长或团长。这事闹得我们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也正在这时，从赵明远那里跑出来一个赵明远的副官刘景良，投靠了我们。他掌握一部份枪支。因此我们决定立即用刘的枪武装了第二、第三大队。随即把第二、第三大队开赴第一大队所在地监视第一大队的活动。这样一来，形势稍稳定了一些。用了刘的枪，对刘如何安排呢？当时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叫刘景良当司令。我当时觉得叫刘景良当司令不妥，但是又想在他上还有我们的军事委员长管着他，下边也是我们的人，也可以。这个决定后来如何执行的情况我不清楚。很久以后我听说刘景良叛变了我们，当了国民党的惠民专员。这说明我们当时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右倾的。
过了几天，我们迁到了旧县西门里。这时邢仁甫到庆云拉伍去了，家里连新来的几个战士只有十几个人，还有省委巡视员李干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旧县住着韩景贬（韩复榘的大哥）的游击司令部，副司令是李琦，他们和赵明远有矛盾，他们拉拢我们，我们也利用他们的矛盾联韩拒赵。我们到旧县后的第三天，李琦给周砚波送来一个委任状，委周砚波为政训处主任，由周砚波出面和他们建立了联系。又过了两三天（已是十月初）的一个早饭后，游击司令部通知资我们说：敌人正由北向南进，距旧县还有三十多里，你们可做些准备。我回来作了些行动的准备，刚准备好，东门外打响了。这时我们离开房 子到了西门外，一面叫几个武装同志掩护老百姓往外撤，其他人先向西南方向走着，我又进城想和游击司令部取个联系。我刚到他们大门 口，机枪、迫击炮已打得很紧，他们几十个武装部队正在东门顶着打，他们机关正忙着收拾东西撤退。我看已无法联系了，我就转弯从南门出城，向西南方向走。走出几里路之后，找上了李干等六、七个人， 没见王锡珍，又走了几里路停下休息，这时6个武装同志赶上了我们。他们说，退出城之后，周砚波的弟弟要我们缴枪，我们没有缴，这个 家伙很坏，话说完不久，周砚波的弟弟也来了，我们收缴了他的手枪，放他走了。我们又向前走了几里路，停下来吃午饭，还没见王锡珍，我派马云生骑车子向西方向去找。马云生走后，周砚波的弟弟带着十几个穿警察服装的人来了。很明显他的是来进行报复的。我们几个武装同志当即散开在村边。这时我怕几个武装同志枪里没有子弹，我的枪又在套里装着拿不出来，情况很紧张。这时他们带队的人向着我说：“你们有武装，为什么不打鬼子向南跑？”我回答说：“对呀！我们集合起来马上就走，就是要打鬼子的。”这时我立即把几个武装同志集合起来，我一声口令：“装子弹！”子弹上了膛，沉住气了。我说：“好哇，走吧！”他们原队向北走了，我们向西走了。我们走时马云生还没有回来，从此和马云生又失掉了联系。当天向南走到杨安镇住下了，遇上平津同学会的六、七个大学生。他们是在这一带做宣传活动的，李干同志认识他们。这时我们的全部人员有我和李干，还有小店的党员王锡纯，太平店的两个学生，宁津北乡的两个教员和6个武装同志共13人。晚上，我们研究了下一步怎么办，李干同志主张是再向南不远是刘泊坞、龙桑寺、商河，那里的乡农学校都是我们的武装，我们到那里和他们会合以后，再回来和我们的大队联系。王锡纯和几个武装同志不愿再往南走，愿意先回宁津。这时我的想法：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回了宁津回不了家，回了家就出不来了，宁津的 组织都出来了，回去靠谁？商量的结果是由王锡纯同志带着6个武装同志先回小店，暂时回家隐蔽，我们到乡农学校找到武装队伍，回来再取联系。这样王锡纯同志他们回了宁津。我和李干等6人与六、七个平津同学合在一起又向南走，到了龙桑寺、刘泊坞，乡农学校的人都找不到了。第三天就又向商河乡农学校前进。途中我们十几个人是排成队走的，走到距商河还有十几路的地方，听到东西方都有炮声，忽然又来了两架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我们就都散开卧倒在路旁的 地里，飞机在我两侧丢了六、七个炸弹。等飞机走了，同志们和我说刚才飞机来时，有一个同志乱跑，给老百姓揪到东边村里去了，我们到村里去找，村里一帮人正围着盘问他，说他是指挥飞机丢炸弹的汉奸。我们和他们讲了我们的情况，他们不放。最后村里人说要到南边村里营部去解决，我们就和村里人到了南村营部（看样子是韩复渠榘的正规军），其他人在外面等着，我们三个进到院里，士兵都很气忿地一面骂我们是汉奸，一面送我们到北屋里，一个军官坐在那里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抗日救国军，和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一块撤出旧县向南退下来的，我们共13个人，走到后面了。说着拿出一些图章文具给他们看。他看我们不象汉奸，就放我们出来了。我们继续向商河走。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到达商河乡农学校，找到一个姓刘的同志。他给我们安排了休息、吃饭。这时东西方的炮还在响，飞机围着商河县城转，满城乱哄哄，都在准备逃难。饭后李干对我说，冀鲁边区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和附近几个县的干部正在这里开会，他们都在乡校外边广场上。李干领我出去见了赵明新同志，我和他讲了下我们的情况，他显得很不耐烦很慌张，手里拿着几百元钱一面给大家分，一面说：“各奔前程。”我也分了几元钱。回来我和李干以及其他同志商量怎么办？赵明新他们都是过黄河到济南去了，我们原来的打算都落空了。我们几个人中间李干要回济南找省委，平津同学会的 几个要回济南平津同学会，太平店的两个学生他们表示愿去济南找亲戚，就剩了我和宁津北乡的两个教员。我们三个人最后决定还是往北走，先回宁津，再找队伍。今天先到附近村庄隐蔽下，明天再走。我们三人这样决定之后，就向北出了商河城。为了缩小目标，我们三人各找一个村去住，我到了靠东边的一个村子，和村里人说借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村里人说什么也不敢留。最后没有办法，我就下决心连夜往北走。刚走到村北头，村里出来一个人喊我回来，我就回来了。他问我那里来，我说从商河城里。他问我你城里还有熟人没有，我说有。他说你趁早还是回商河城找熟人，你往北走走不开，说不定走到什么地方乡农武装把你抓起来。我想了想上午遇到的情况，一个人走确有问题，还是回城找乡农学校为好。可是这时那两个同志已经没有影子了。我只好自己又回到了乡农学校，找到了李干同志。这时他们 已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工作。我也只好和李干、赵明新等30多人，跟乡农学校夜跑了13里路过了黄河。到济南找到了省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实在太幼稚，在敌人南侵情况下，我们向两侧躲让敌人过去，照常活动不应离开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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