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成立后，我们就按县委会上的安排，进行扩大宣传，发展党的组织等工作。我们经常带上粉笔到处写标语，以各种形式联系知识分子，同时物色发展党员对象。
过了些天，王兴周对我说，他要到天津去找职业。只和我说了一句就走了。从他担任县委书记之后一次会也没开过，也没安排过工作。
11月，上级党派廖华和一个负责团的工作同志来宁津巡视工作。李印章通知我到坊子西边仓上王锡珍的小学里开会。我按时去了。那次参加会的还有荣孟源、宗吉庆、王锡珍。会开始之后，我们先汇报了工作情况。廖华同志讲了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要求我们在半年内发展二百农民党员，开展农民中的日常斗争，明年青纱帐起的时候拉起游击队，发动与扩大游击运动。这样重的任务使我思想上确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游击队如何拉法？但是不敢说，只是硬着头皮照办， 反正共产党是干定了。
当问到王兴周时，我说他到天津去找职业了，他走时和我说过，但是没通过县委。大家还讲了王兴周回国的来历。廖华说他到天津去不和县委讲是自由脱党，又说和王兴周同期回国的那批人中有些人是托派，王兴周可能是托派。于是断绝与王兴周的组织关系。同时决定由李印章任县委书记，我为组织委员，并决定要我负责考察王兴周的情况。
过了些时候王兴周从天津回来了，职业没有找到。我没和他谈组织关系，他也没问县委的事。但是在某些政治活动上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积极参加。比如，王允功宣传甘地精神，提倡学武训办学的经验，还在学生中组织带封建行会性的十人团，我和王兴周就跟王允功展开了斗争，直发展到驱逐王允功。因为没达到目的，所以我就辞去本村教员职务。1933年上半年，我和王兴周、荣玉轩、荣孟源等人所进行的主要群众活动是组织教职员联合会，在教育经费问题上和教育局局长李宪邦进行斗争，那时王兴周也积极参加了。经过这一段考察，认为王兴周在革命活动上还是积极的。经县委讨论决定恢复了王兴周的党藉。
1933年3月清明节之前，反帝大同盟的上级派一位王xx（庆云人，中国大学学生）来，通知宁津派人到北京参加反帝同盟代表大会，县委决定派我去。
我到北京以后，住在我六爷家。隔天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早晨到西单菜市场门口见面。我按时到达，见了接头的人也没说话，只是会神，我就跟着他走，上了电车，也不知到那里去。另外还有三、四个人也跟着他。经过换汽车，到了海淀下车，他向东北方向走，我在较远的地方跟，走了不远有个栅栏门，门外有警阁，前面几个人进去了，只是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被盘问了几句也过去。我暗想问到我怎么办？去的是个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事情不容犹豫，我从容沉着地也跟 着走进去了。在一所学生宿舍里开了一天会。会上各自汇报了自己地 方上的活动情况，因为当时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和党的活动分不清，所 以汇报的情况也都分不清。主持会的人个别和我谈话时，我也和他讲 了些党的情况。第二次会是过了几天在东四附近一个住户家开的。第 三次接头的时候，就说风声很紧，大会不能继续开了，我就回了宁津。
1933年，我到大柳教学。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我和苏其庆各出二百元，合资开了个“云蒸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如：《列宁主义初步》、《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等等。
在我村东边有个戴家庙，每年3月28（旧历）有庙会。这一年3月28，我们云蒸书店也来搭棚摆摊赶庙会。我和荣孟源计划在这次庙会上搞一次扩大宣传，把任务布置给马头孙庄支部李书陵、孙宝珍两同志负责。在庙会的头一天晚上，他们把戴家庙的墙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这一下轰动了国民党县政府，当天派了县大队进驻戴家庙。国民党县长也亲自到戴家庙巡视，又到大柳区开了紧急会议。当我在从大柳到戴家庙的路上沿路贴标语的时候，和这位县长走了 个对面，未被发现。县大队到戴家庙以后，把所有的标语都给扯掉了。晚上，我住在了戴家庙，绑了个麻刷子，弄上一盆墨汁，书店的店员（非党员）毕金堂说：“你干什么？"我说去写标语，毕说：“我给你端盆子。”晚上，把戴家庙的墙上又写满了大字标语，直写到县大队驻的庙门前壁墙上，敌人也没有发觉。第二天我们又把传单包成许多小纸包，在逛庙时随走随丢。这次宣传虽然扩大了影响，但也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敌人的极大注意。
我们正在戴家庙搞得火热的时候，县委书记李印章同志派人通知我到西乡去开会。我当时正忙于搞宣传，不能离开，于是派了李书陵代表我去参加会。他回来说开的是县委会，不能派代表。本来上级来人觉得东乡闹得很红，不想到东乡来，由于我没去，所以第二天他们不得不到东乡来。我们在太平店（距戴家庙六里）张宝泉的小学里开会，会上对我派代表参加县委会给了严肃的批评，并认为戴家庙的宣传活动太暴露。
（四）
宁津县从1932年7月建立县委。到1933年暑假期间，党组织已有20来个支部。有一天，我和荣孟源同志商量说：“咱们这县委不是选举产生的，不合法。应召开支部书记会，选举县委。”当时我们对党的民主集中制都不懂，没经县委会正式讨论决定，我和荣孟源就发出通知让支部书记来大柳开会。县委书记李印章和其他委员都来了。通知已经发了，无可奈何，只好按预定计划开会。会前，县委会研究了会的开法，会上听取了汇报，做了工作安排。原县委委员仍全部当选，又补充了张策平为军事委员，在会上正式批准恢复荣玉轩、王兴周的组织关系。会开了两天，将要开完的时候，津南特委巡视员邸玉栋先到西乡找李印章没找到，又来大柳找到了我们。他在县委会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我讲到召开支部书 记会的时候，他说这个会是很大的错误，它使地下党都发生了横的关系。在一次没叫荣孟源同志参加的会上，邸玉栋同志对我们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他认为主要责任在荣孟源，开除了他的党藉；我负次要责任，调换工作为宣传委员。我现在认为这次支部书记会议的召开是错 误的，我们应该受处分，但开除荣孟源的党藉是过分的。
1933年冬季，我和王兴周在本村（王表寰庄）小学先后发动学生驱逐了思想顽固、谩骂学生的教员刘捷三，团结了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久，又驱逐了校长王允功。按照学生的要求，请了教职员联合会的会员雒兰斋为校长，党员盖津源为教员。到了1934年开学不久，雒兰斋扬言要为他的把兄弟刘捷三报仇，同时他本人还吸鸦片，引起学 生的反对。于是，又开展了驱逐雒兰斋的斗争。斗争是以住校生为主，他们武装起来护校，以至鸣枪示威（个别地主家的儿子有枪）。最后，教育局长李宪邦也被找来，并邀我出面，园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驱逐了雒兰斋。以后聘请王兴唐为校长，苏砚农、荣玉轩为教员，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到此，我村小学从校长到各部教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了。通过斗争，在学生里发展了几个党员，团结了一批学生。但是，现在来看这场斗争是“左”了，主要表现在打击了同路人王允功、雒兰斋等人。当时他们是为国民党所排挤，对国民党是不满的，应该团结他们和当时的主要敌人进行斗争。不久，王允功去沧县教学了，我路过沧县时去拜访了他，言归于好，抗战期间他曾任宁津县参议员。
1933年下半年，由于我忙于党的活动，教学工作由张策平同志代理。“云蒸书店”也由于经营不善和耗费于革命活动而干不下去了。1934年，我给泊镇家商号推销纸烟。5月间，摊庄支部书记郑志英他们介绍两个青年学生给我，一个叫李广文，一个叫王芝华。说他们是泊镇师范的学生，因闹学潮被开除的，李广文是党员。我把王芝华安排在荣玉轩家，李文广住我家，以学生面貌在学校做学生工作，后来就和我一块卖纸烟。
有一次，我和李广文到柴胡店去卖纸烟，一张桌子、一箱烟，摆在一家药房的门口。刚摆开摊子，就来了两个警察，站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打子印花，冲着我很蛮横地说：“五元钱的印花，拿钱！”我瞟了一下说：“印花？我这帐本上，纸烟上都贴了印花，不买了。”警察说：“不买不行，这是公事。”我说：“公事也要讲个道理，我买了做什么用？”警察说：“不管你干什么用，非买不可！”我说：“你说不出用途来我不买，印花背面有胶，拿它擦腚粘屁股。”警察说：“你要不买，就跟我到公安局去！"“我不去，我是来卖烟的，我没空和你到公安局去。”警察说：“你不是两个人吗？”我说：“两个都是来卖烟的，我没有准备去公安局的人。”就这样越争吵，我火越大，我把桌子一拍说：“你一定要我去公安局，有两条：第一，你带着绳子没有？你把我捆起来，我就跟你去。第二，你敢不敢打我？你打了我，我也跟你去。”其中的一个警察上来打了我一个耳光，抓住我的脖领，我抓着他的手，李广文从我的背后用拳头打警察的头。这时，我一脚把桌子蹬倒，撒得满街是烟。这时两个警察给愣住了，不知所措，趁这个空，我面叫李广文去区公所找区长助理、我的本家王迪安；一面登上倒在地下的桌子上大声讲演。我说：“柴胡店的警察非法派卖印花，讹诈商人，非法打人，欺压百姓，……”我刚讲完，来了一个警长。他说：“烟桌不是你自己蹬倒的吗？"我说：“我是来卖烟的，我发疯了，我自己蹬倒自己的烟桌子？好了，你不讲理咱没话说。”这时，公安局长和王迪安也来了。他们把我邀到公安局，局长坐在门后边，向我道歉，说：“我对士兵教导不好，请原谅。”王迪安也紧说调解的话。看此情景他们想就了结，这可不行，于是我对他们说：“有迪安五爷在这里，你们是朋友，咱们都是家人，事情好办，但挨打时我的小伙计在前面，不知打到那里去了。我回去找到小伙计，小伙计没事好办。”我一面说，一面拿起草帽迈腿就走。他们看样子拉不住，就送我出来了。当我走到大街上，满街商贩都打招呼说：“打官司我们去给你做证。”我和大家打了个招呼，骑上车子，回到本村小学。我找到支部的同志，一起商量了一下对策，然后和荣玉轩一同回到柴胡店。这时公安局的两个警察把自己的衣服扯烂了，把脖子也打肿了，准备打官司。柴胡店的士绅正在和王迪安找到我父亲商量调停办法。我们赶到以后，就和他们进行谈判。最后议定：第一，今后再也不准派购印花；第二，赔偿损失；第三，下一个柴胡店集在纸烟桌前边赔情道歉；第四，开除卖印花的两个警察。这件事就这样结束，我们取得了胜利。
1933年一年的时间上级没有派来人，工作怎样开展，没有办法，处于涣散消沉状况。1934年底的某日，宁津县党组织开始遭到破坏。首先是县委书记李印章被捕，接着组织委员宗吉庆也被捕。捕他们的那些人，当天中午到王家庙集上。一个饭馆吃饭，正巧我的一个朋友侯廷钧也在那里吃饭。那些人一边吃饭，一边说：“今天捕了何家寨的某某人，明天要下东乡去捕人。”这些话都被我的朋友听见了，侯知道我和何家寨李印章有来往，因此他估计他们下东乡可能是捕我。于是，他回家后立即叫他弟弟给我送了信。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 即通知了附近的党员都躲藏起来。我躲藏了一个月之后于1935年2月间离开了宁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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