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戴氏四兄弟合影
戴佑宸是我的爷爷，1886年生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爷爷戴佑宸誓死不当汉奸，在他乡隐名埋姓，颠沛流离了八年，积极为鲁南新四军提供资金和情报，为鲁南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七七事变”前，戴氏家族是临沂城有名的儒商世家。戴家在临沂东更道巷开办了大型服装店，店名为：“福义隆”。除专做军警服装、童子军服、学生制服外，还兼营上海“胜康”牌缝纫机生意。戴佑宸是戴氏家族的长子，早在1919年他就参与开办了临沂近代第一家书店“新鲁书局”；1936年他又入股投资兴建了临沂第一家“电灯公司”，尽管规模很小，却是繁荣临沂经济，向工业化迈进的第一步。
戴佑宸在早年的临沂工商界享有“商业泰斗”的美誉，并被推选为临沂商业会长。在当时，他只要出具一纸“赊销单”，就能得到从上海寄来价值不菲的缝纫机。1936年5月，由山东省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里元从各县筹措资本20万元，创办了“农民银行”， 银行的地址位于临沂老南门当铺巷，银行主任滕文三，副主任戴佑宸。主要业务是对私人商号、银号、钱庄发放贷款。1938年日军攻陷临沂，该银行倒闭。早在临沂沦陷前，我爷爷戴佑宸就秘密将银行内的现金银元全部转移到乡村。巨款在身，我爷爷戴佑宸寝食难安，生怕这笔巨款落入日本人的手里，成为民族罪人。后来几经反复，戴佑宸与鲁南的新四军取得了联系，将现金银元全部移交给北海银行，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日军侵占临沂城后，霸占了戴家的家产，还将戴家的明清四合院做为日军司令部，我爷爷戴佑宸被迫带领全家老小逃到乡下避难。日本人为了维持临沂经济的运转，驻城日军顾问川本定熊听汉奸介绍，如果能让我爷爷戴佑宸出任维持会的商业会长，就能稳定临沂商界为皇军服务。于是，日本人就派了一辆卡车，载了四十多名日伪军，上架一挺机枪，开到临沂城南四十里外的肖庄，美其名曰：“请戴佑宸先生到临沂做客”。当时我爷爷十分机警，发现院门外的日军，他连忙跑到后院翻墙逃脱，才逃过一劫。
事后，戴佑宸教育子女：日寇来请我，无非就是去做汉奸。你们要牢记，国破我耻，国盛我荣。要经得起暴雨，抵得住狂风，咱就是死了也不能当汉奸，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否则就是死后也不能入戴家的祖坟！
从此以后，我们戴家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逃亡之路。先后从肖庄潜逃到郯城的庙山，后来又逃到马头，再后来又到了朱保，直到最后潜逃到费县的大王庄，并改姓“王”，才算安定下来。在马头居住时，日本人又二次“请戴佑宸做客”，被戴家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了；为了不被日本人发现，我们戴家逃到苍山的一个废旧矿坑里躲藏了起来。可住了不长时间，矿坑遭到日伪的围剿扫荡，幸亏同住的难民保护，我们全家才迅速逃离。在流亡过程中，我爷爷戴佑宸带领家人以制作手工烟卷，贩卖日用小百货维持家庭生计。
1943年，驻扎临沂城的日军运来一批轻机枪存放在临沂当铺巷原“农民银行”的金库内，重兵把守。这个金库十分坚固，日军占领临沂后一直无法打开金库门。汉奸齐华亭告密说，库门钥匙和密码只有戴佑宸知道。汉奸找到我爷爷戴佑宸，让他打开库门，并交出所有现金。我爷爷推说不知道，言明被管库人带到四川去了。日本人打不开老库门，便在外面另安装了一道新门，充当战备物资仓库。这个消息被当时中共沂河游击队的参谋长李华源知道了，他亲自登门拜访戴佑宸。我爷爷戴佑宸望着眼前这位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令日伪军心惊胆战的传奇人物，由衷地敬佩。据我爷爷讲述，当年的李华源不足30岁，细高个，一身戎装，打着裹腿，皮带扎腰，文质彬彬，像个书生，根本不像伪军说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
李华源说明来意，戴佑宸当即告诉了他金库老门的密码，并从屋子的梁子上取来保存多年的库门钥匙交给李华源。有一天晚上零点以后，李华源带领游击队员悄悄潜入临沂城，翻墙进入“农民银行”，杀死站岗的日军，打开了老金库的门，将轻机枪全部取出，并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安全撤出临沂城。不久，沉睡在梦乡里人们被一声巨响惊醒，存放在金库里的枪支弹药全部炸光了。从此李华源智取机枪的故事传遍了临沂。
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请戴佑宸再次出山担任临沂商会会长的职务，但我爷爷戴佑宸对腐败的国民党已失去信心，被他婉言拒绝了。解放后，戴佑宸因对抗日做出贡献，被各界人士推选为临沂政协委员，为修订临沂史志和商业志口述了大量历史资料。1979年病逝于临沂。（临沂黄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