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商河、阳信、无棣、沾化、滨县、蒲台、平原、禹城、德州、德平、陵县、临邑、济阳、齐河17个县， 共计26个县。八路军东进后，我仅控制乐陵、庆云、宁津三个完整县。全境概属平原，拥有600万人口，物产比山区丰饶，小麦、玉米、高粱、红薯、花生、棉花占有重要地位。我军在此区活动。北则威胁敌后方基地天津，南则威胁山东省会济南，使敌水陆交通的运河和津浦铁路北段经常遭受我军的破袭。因此，敌人为了确保其占领区的“治安”，便频繁的进行疯狂的扫荡，我军也展开反扫荡战争捍卫国家领土。
冀鲁边区的抗战形势，是处于异常艰苦的环境，比山东其他地区更艰巨困难，它地形平坦，无山地可以依托，西处铁路和运河的双重封锁，东有大海的限制，南面又被黄河隔断，北则临近敌屯兵重点的天津， 这就造成敌人对我地区进行封锁、分割的便利条件。据1942年7月统计：日军守备部队（大扫荡时从外调兵力不统计在内）即有3,600余人，伪军1.1万余人， 国民党地方顽军有1万余人之谱，日伪顽军兵力合计约达3万人。而我军仅及敌人五分之一，没有重武器装备，轻机枪在战斗部队平均每连仅只一挺，枪支多是杂凑的，子弹不足，打一次大仗则全部耗光，补充困难。仅1940年春到1942年底，敌进行万人大扫荡就有五次，3000余人的大扫荡则有十余次之多。到1943年，敌伪军的据点、岗楼密布于冀鲁边区全境：在碱河以南和徒骇河以北就有840余座，平均8里地的距离即有1个据点或岗楼，敌挖沟的长度有2,800余华里，修公路8000多里，真成了三里一岗、五里一哨，机枪火力相接，大小三角将部队分割包围。最初我军以团为单位行动，还能在一地驻3个月，扫荡开始初以营为单位，在一地驻10日左右，适至数次扫荡后则以连为单位，日日行动。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则转成武工队形式换成便衣，一日移动数次，以保护群众利益来打击敌人。牺牲的干部，仅县委书记、县长、团长、团政委以上领导干部即有近百人。分散的群众的游击战争广泛的展开了。
回忆在这样残酷的战斗环境中，我党、我军终于取得最后胜利，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毛主席一整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正确指导，广大群众有了持久战和相持阶段艰巨性的思想准备，更有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才胜利的保证了渡过抗日战争最难阶段，取得最后的胜利。
无数感人的事例，是不胜举出的。边区各级群众团体，组织群众援助我军，边区两三万军队是父送子，妻送夫，掀起数次参军运动，使我军每战都得到补充， 农民在极艰苦时期还拿出粮款支援部队，危难时期， 掩护我军战士和干部脱险，有作为儿子为群众保护， 有认为妻子来掩护脱险。经常做鞋做袜，使部队行军有了保证。我党我军和群众血肉相连，那些国民党顽固部队都站不住脚而投敌叛国，就因为他们到处欺压群众，和敌差不多。到新区群众给我们带路，送情报照亮了我们眼睛，而敌伪则变成了瞎子。群众是我们父母，我们是他们的子弟兵，没有人民，我们是寸步也难行的。
一、七七事变后的冀鲁边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攻芦沟桥，中日战争打响了，神圣的抗日战争展开了。
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下，平津在7月28日失守，驻平津的二十九军南撤，在国民党后续部队没有增援之下，9月24日放弃沧州。山东省主席韩复集为了保全实力，不战而放弃了山东省，10月3日撤离德州；12月27日山东省会济南失守。这样侵华日军就轻而易举的攫夺了我河北、山东两省。平日作威作福的党官、县太爷都纷纷南下逃命，扔下走不动的老百姓惨遭日军屠杀、抢掠，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的勒索、搔扰。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在这样情形之下，无怪日军统帅部奢言3个月可以灭亡全中国，做着他们独霸世界的迷梦！
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救中国。早在7月8日中共中央号召全民团结抗战，8月25日又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9月国共两党合作始告成立。蒋介石想借日军之手，消灭中国共产党，允许中国共产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个师，命名为第八路军， 开赴山西敌后，其中聂荣臻将军和林彪领导的11师， 开抵山西雁北地区平型关，袭击了日军长胜军坂垣师团的一个旅团，歼敌千余人，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挫折了敌人侵华的气焰，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在这一形势之下，华北、华东和各地的共产党员，奋起领导各地广大人民组织游击队，向日军收复失地，规模壮阔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在敌后华北、华东各地展开了。
冀鲁边区地下党，原分属中共两个省委领导：河北省委领导津南特委，山东省领导鲁北特委。津南特委活动以盐山、庆云、宁津3个县较有基础，均建有县、
区委和支部。1934年，津南特委领导盐山旧县一带农民群众抗租和反租的斗争，尤以庆云县广大农民罢河工斗争最为激烈，他们反对国民党县长贪污修理马颊河经费并强迫群众修河，罢了河工，冲入城内县衙门。 两处斗争均因左倾路线的领导而失败了，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并影响到特委的安全。津南特委书记刘格平同志被捕；以后北方局派赵博同志担任特委书记。他们以津浦路西之津南部分为重点，而路东部则由马振华与邸玉栋两同志领导。当日军占领沧州，控制了津浦铁路，赵博同志转到路西与冀南区党委结合了。津南之盐山、庆云两县剩余下的零星分散的党员还在秘密串连，沧县、宁津、东光、南皮还散布一些党员。 鲁北党的基础薄弱，特委书记于文彬派入抗日救国军中，因驳壳枪走火负重伤而牺牲，也就与山东省委失掉联系，在阳信、无棣、乐陵、德平还零星的有些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打响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军全部撤走之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他们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津南、鲁北的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纷纷行动起来。共产党员傅炳翰、王俊峰、崔月楠、马振华、邸玉栋、范普泉、邢仁甫、李广文、刘子芳等，影响了一部份进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建立了盐山、庆云、无棣、宁津、沧县、南皮、东光、乐陵等县抗日救国会，由而组成华北人民抗日救国总会，会址设在乐陵与盐山交界之处旧县镇。党通过它联合广 大爱国人民，在此基础上，将其中优秀分子组成秘密的游击小组，进行积极的抗日活动，收集国民党散兵游勇丢弃的枪支、弹药，并向豪绅地主借枪、募捐。并以刘子芳同志集中一部分贩“私”盐的武装约有30余人为骨干和宁津县委李广文、郑志英组织的一部武装、杜步舟在乐陵组成的武装建成抗日救国军第一、二大队和六团、特务团（后改为一、二、三路，特务团）。最盛时期达两千人。地方党的党员骨干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号召党员脱下长衫，组织游击队，学习打仗， 进行武装斗争，几乎全部转入救国军中，成为部队各级领导核心，党本身的工作则陷于停顿状态。这支武装与周围地主民团武装有极大的不同，它有鲜明的抗日救国纲领，比较严明的群众纪律，部队战士和干部都是过着极艰苦的生活。冬天盖不上棉被，初期还吃不上热食，但官兵一致，实行供给制，不打人，不骂人，对群众利益不侵犯，这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支部队敢于同日伪军作战，也获得一些胜利，这就振奋了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积极性。实际行动也教育了人民，日军并不是什么百战百胜的天兵天将，只要组织起来，有了正确领导，完全可以浅胜它们，收复自己的国土。这支部队推选邢仁甫为司令，范普泉为政治部主任。
在这期间，盐山、庆云、无棣、乐陵日军均己抽走， 南下向鲁南铁路线集中，准备进行徐州会战，后方极为空虚，从“满州国”（我国东北失地）调来伪自治联军第一师刘佩臣约千余人，进驻盐山城东南十八里五铺一带十几个村庄里，准备进攻救国军。救国军领导成员邢仁甫、于文彬、范普泉、崔月楠、李子英、刘子芳等研究了敌人情况，摸清敌军和刘佩臣之间的矛盾，日军利用汉奸填补空白，而汉奸又拥兵自重，不敢牺牲其战斗力，并且骄傲自大，认为救国军系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我军利用其骄傲自大，轻于防守，且又分散驻地， 使敌一时摸不清情况，陷于被动，顿时大乱，歼敌一部约百余人，完全击溃敌人。我军取得首战必捷，打掉敌人的锐气，锻炼了我军战斗意志。敌人的惨败，鼓舞了沧、盐一带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救国军寄托莫大的希望。
这时抗日救国会的会员王昭明，通过国民党的关系，由济南到武汉，替救国军领取了国民党的委任。他通过CC搞敌后武装的头子康泽，取得了“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的名义，委任邢仁甫为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还带来三个特务混入我军。救国军的领导于文彬、崔月楠、范普泉、邢仁甫等，研究后接受这个名义，不会改变这支武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质，还便于和具有正统思想的地方实力派搞统一战线。至于对带来的三个特务，副官长张耀曾 籍他们自吹自擂可以搞到弹药，以让其找上级要子弹为名而打发走了。王昭明只挂名，并没实权。（作者：李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