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是丹阳县政府的秘书，日本鬼子在苏南茅山“清乡”以后，原来的县长调走，组织上把我这个一介书生留下来坚持斗争。我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命令。地点在丹阳的延陵中心区，离丹阳15公里，20多万人口。我任区长并兼任武工队队长。当时我们只有7个人、2支半枪。我有一支驳壳枪；我的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朱祖武也同样有一支；这个半支枪是指区的军事股长有支土造的短枪，只能一发一发地打，不能连发。在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我们延陵区周围敌人建有“梅花桩”式的据点12个，敌人有2000多人。我们年纪都很轻，我只有23岁，军事斗争经验也不丰富。地委书记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三反”，就是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不要和敌人硬拼啊。
清乡开始，来势非常凶猛。这个地方离南京很近，是敌人的心腹地区，敌人十分疯狂，一定要把我们剿灭掉。1943年1月5日，敌人出动3000多人进行大扫荡。对大扫荡我们有办法对付，就是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到北，他就扑空了。接下来3月份是清剿，这比大扫荡还厉害。清剿就是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把一些村子包围起来，一家一户搜查。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已经走了，也知道武工队长是范征夫，还出了布告，能够抓到我的，赏十万伪币；我们一个战士投降给5千伪币。如果老百姓掩护我们被查到的话，庄子就要烧掉，还要杀人。我们好几次被鬼子包围在村子里头，靠群众掩护才脱险。有一段时期我们7个人吃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了，老百姓家里又不能去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到哪个村上，敌人就来，他们就烧老百姓的房子和杀人。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叫顾腊根的乡干部就是为了掩护我们被敌人抓去了，被吊起来打，要他交代武工队的下落，但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打死。1943年的3、4月份，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艰苦，我们开了个党小组会，7个人中只有4个党员。我们做出了三条决定：第一是不进村庄；第二是不住民房；第三是不吃民食。我们就住在破庙里头，住在坟山堆里，还有芦苇荡里，就是河里长芦苇的地方，下面是水，我们把头伸在上面。这时候我们真是饥寒交迫，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这么危险，看到我们这些人骨瘦如柴，他们心里也难过。老百姓就动脑子、想办法，老百姓的智慧是很多的。他们采取祭祖宗、祭土地老爷的办法，白天带点小馒头、带点糕，去上香祭土地老爷，实际是给我们吃的。有时在坟头上祭祖，放点糕也是给我们吃的；再放几条破棉絮在那里，给我们夜里御寒。老百姓这样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非常感动，感到老百姓真是我们的亲生父母啊，所以我一辈子对鱼水深情从未体会得这么深，如果没有老百姓，不要说我们都要被敌人打死了，就是冻也冻死了、饿也饿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在延陵地区，我们共产党员二面旗帜不能倒。第一是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共产党了。第二是新四军的旗帜不能倒。我们这7个人代表着二面旗帜，凭什么力量来支撑我们呢？我听老红军讲过，红军长征以后，留下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是如何的艰苦，敌人是怎么封锁，靠的是对党的信念，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当时我们对形势分析，认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是垂死挣扎、最后一搏，它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黑暗，黎明就来了，我们就胜利了。地委书记也曾给我讲过，你们实在坚持不住就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一个药铺来找党。我当时想，如果撤退出来还算共产党员吗，我们要坚决坚持下去。
到了5月份以后情况稍为好转了一点，敌人兵力抽走一部分，我们就集中起来活动了，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反伪化、反汉奸、反特工啊。头一次活动地点是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包甲村。我们正在那里找保长、甲长开会，征收公粮，还没讲几句话，鬼子就进村了，大概有几十个鬼子，一挺轻机枪。鬼子一进村，汉奸大喊：不许走。怎么办！我们不走就要被俘虏。我们手里握着枪，但不能打，一打鬼子就要烧老百姓房子。我们就跑，副区长在我前面，敌人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子弹从我身边擦过去，把副区长身上打了四个洞，我们就赶紧滚到旁边麦田里去了，我把衣服撕下来包扎止血，买药给他止痛，只好请老百姓连夜把他送出“篱笆”。后来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我们这次活动是被贡坤坤告密，他是延陵宪兵队长前田的干儿子，他准备担任柳茹镇的镇长。这个人过去我做过他的工作，现在当了汉奸，敲诈勒索，抓我们的军属、抗属、共产党员，群众痛恨得要死。我就带了张国荣等几个队员，晚上悄悄的到镇上。因为有带路，所以进去的时候，狗都不叫。张国荣敲门称我们是延陵宪兵队的，前田队长找你有事。贡坤坤一听，赶紧披了衣服，点了煤油灯出来。一看到我，就感到完了，马上跪在地上叫：区长饶命。我说，你认贼作父，干了很多坏事，人民政府今天要依法处理你。他连叫：饶命饶命。我们队员就把他像死猪一样拖出去，解决了。并且留下一个大布告：贡坤坤认贼作父，迫害百姓，敲诈勒索，特别是报告了武工队的住址，使我们遭袭击，应该予以严惩。接着，我们又打死几个特工，缴到几支短枪，还到丹阳城门口抓了几个伪警察。这样，消息四面八方传开了。茶馆、酒店都在谈论，伸出四个手指说：新四军没有走啊，还在啊。你看，鬼子清乡清了半天，新四军没有被清掉，这些伪镇长、汉奸、特工都被新四军搞掉了。
到了6月份形势好转了，我那时武工队已发展到十几个人，短枪也有十几支了。反“清乡”斗争这个时期是对我人生的严重考验，我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武工队队长，经常带了驳壳枪去战斗，到街上去打汉奸、捉特务，不能用枪打，就用剌刀捅。1943年6月22日，主力部队进入清乡区打延陵据点，延陵据点是敌人清乡指挥中心，我带头冲进去，取得全歼延陵伪军250人的大胜利。
除了武装斗争，我们还做统战工作。当地还有二个汉奸头面人物。一个叫贡友三，是知名人士，他的儿子叫贡振钧是帮会头子，手下有几百个徒弟。当时延陵区伪区长好多人不敢干，他想干。我写信给他父亲贡友三，警告他立即阻止他儿子当伪区长，否则按“国法论处”。第二个人叫贡树荣，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有上千亩土地，他要当伪自卫团长。我就带了人上门找他，吓得他连连保证说：决不当伪职。一个伪区长没敢干，一个伪自卫团长没敢干。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延陵地区的伪化就基本上制止了。事后很多伪乡长、伪镇长都写信给我，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愿意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到了10月，我们又进行了反封锁，火烧竹篱笆。就是地委在茅山顶上举火为号，茅山的各个县，镇江、丹阳、句容、金坛等几个县一起出动，包括我们这个县，一起去烧竹篱笆，大家同时烧，一下子火像火龙一样的腾空而起，半天映得通红，大家真高兴啊。一把火就把竹篱笆全烧了，这就是鬼子清乡最后的标志，被搞掉了。我们苏南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在回忆录上说：苏南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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