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叶进明（叶云晓撰文）

　　父亲叶进明生于1910年3月21日。14岁时他背着一个行李卷从浙江余姚乡下来到一家叫可升煤号的小店当学徒。1926年春天，父亲参加了陈云领导下的左派国民党区分部，从此走上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自己的名字由叶晋康改为叶进明，表明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身追求进步与光明的决心。父亲曾两次被捕，狱中的生活更坚定了他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抗战初期他带领120余名上海煤业进步职工集体参加新四军，以后又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往来上海和革命根据地之间采购军用物资。上海解放后，他负责上海公用事业的接管工作，以后又长期主管城市规划和建设。面对百废待兴的旧上海，认真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城市工作方针，遵照陈毅市长的设想，将哈同花园建成中苏友好大厦，成为当时上海第一所标志性建筑；将原来的跑马厅改建成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改建为西郊动物园、跑狗场改建为文化广场，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和公共活动的场所；在曹阳、天山等地区建造了第一批工人新村，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他还最早设想和领导规划在上海建造高速公路、地下铁道、越江工程、整治苏州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组织干部和专家研究探讨“在浦东地区建设新市区”“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的可能性，为党中央决策开发开放浦东作了一些理论上、舆论上的准备。
　　父亲的一生，青年时代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勇气；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出狱后虽几经碰壁不改初衷的顽强革命意志；抗战期间带领煤业救护队员集体参加新四军，又多次游走于新四军根据地与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间，出生入死、大智大谋的大无畏胆略；解放后长期担任重要的领导岗位不改革命者本色，坚持为民谋利、为民谋福，他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的一生，常为我们做子女的津津乐道，让我们钦佩。同样，父亲对我们子女们从小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让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做父母，他“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育子方式让我们对父亲极为敬重。
　　父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可以说从出生起名字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从家族祠堂的排列，男孩是“云”字辈女孩是“菊”字辈。我最大的姐姐叫掬群，父亲将菊花的菊的草字头改为提手旁，意为“群众所掬，视人民为父母”，同音不同字但意义大不一样。我的大哥出生在1938年抗战之初，父亲为他的出生赋诗一首，“满天风云满地血，举国共御天下敌，偏在此时生一黎，只有委之云与泥”，并取名云泥，取其上天为云下地为泥，为中华抗日救国出力之意。由于父母的第三第四个孩子都出生在抗战最困难时期，所以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就送给了当地老百姓，一个男孩以后一直没有找到也不知生死，一个女孩也就是我的二姐直到解放后才找回，为了要她不忘皖南人民的养育之恩所以取名皖南。1983年父亲去安徽后方基地考查，还带了我二姐同去，抽出时间一起到黄山寻找寄养之地，希望能找到养母的家人表示感恩，可惜养母已去世，但找到了她的女儿，从此我二姐与她姐妹相称一直保持着联系。
　　小时候父亲不希望我们老是与干部子女在一起，要我们多同工农子女一起玩。最初我们家住在爱棠公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委所在地，后来上海和华东局的一大批干部随柯庆施都搬到东庙新村，也就是现在的东安新村，住了三年后大家又搬到康平路100弄，但父亲感到高干们住在一起不利于我们与工农子女多接触，于是就搬到了华山路，一幢花园洋房住了十家，有干部也有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还有工人家庭。父亲从小就要我们热爱劳动，不能贪图享受，为了培养子女的劳动观念，他会想出各种办法要我们劳动。听我大姐说，50年代的时候，父亲在暑假组织全家去农村劳动，往往是一早四点多就起床了，到上海西郊的长春合作社除草、锄地，一干就是一整天。我还记得我们住的华山路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是1961年搬进去的，之前已经许多年没人居住了，搬进去时花园里不少树木枯死了，草地也全都长满了野草，当时又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就与院子中各家商量后每家划了一块地种蔬菜。我们家的地上种过大豆、蚕豆、向日葵，还种过萝卜、土豆，父亲要我们每个星期去地里锄草、浇水或是施肥。有一年大豆长的非常好，我找了一棵长的特别大的数有多少豆荚，数了几遍才数清，好象有三百多个豆荚吧，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劳动收获的喜悦，所以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
　　我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都很忙，特别是父亲很少有时间同他在一起，但孩童时候的几件小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从小父亲对我们用钱管的非常紧，不许乱化一分钱，要到读中学时每人每月才给五毛零用钱，而且到了月底还要报帐，规定只能是买学习用品或乘车用，绝不许买零食吃的。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发现父亲的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总有好几个分币，有一次我偷偷拿了几分钱买了零食。过了几天看父亲没有反应我就又拿了第二次，这次父亲找我了，开始我还想懒，父亲说是他故意放着考验我的，还跟我讲了一大套道理教育我，从此我再也不乱化钱了。那时的暑假我常去父亲工作的上海市委也就是海格大楼游泳，从家里步行去要半小时，每次游泳去父亲只给我1角8分钱，1角钱是游泳用的，还有8分钱要么乘一次公交，要么可以在来回的路上都吃一根棒冰。而且父亲鼓励我不要乘车，说夏天阳光下走路也是一种锻炼，给8分钱是对于走路的奖励。从当时来讲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相比大多数家庭应该是相当好的了，父母亲在小钱上对我们管得那么紧并不是吝啬。记得69年我从农场第一次回上海，在南通乘船时皮夹子被偷了，里面有几十块钱还有十来斤全国粮票，父母知道后只是淡淡一笑说以后当心点，还开玩笑说只当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了，不过母亲则因为被偷了那么多全国粮票可惜了好几天。听我姐姐说她60年代也曾掉了装有30元钱的皮夹子，那时她还没工作呢，当时父母也是用这两句话回答她的。还有件事是我小学三四年级时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邻居的大人小孩在花园里乘凉，母亲下来说父亲叫我上去。刚走进父亲的书房，只听父亲一声大吼：跪下。我吓的双腿一软就跪了下来，两眼满是泪水不知父亲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原来刚才他从楼下园子里走过，看到我们一群人在乘凉，我坐在唯一的一个藤圈椅上，其他人包括邻居的老人却坐在木椅子或小凳子上，他是因为我的不懂礼貌不敬重老人大发雷霆。小时候我很顽皮因此常引起父亲发脾气，当我们开始长大后却常常用家庭会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7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冬季绝大多数家庭没有洗热水澡的条件，澡堂则从早到晚要排长队，那时我们家里已经装了煤气热水器，但我们做子女的一般不是在单位就是到澡堂洗澡，偶尔得到父母同意才能在家洗澡。有一年冬天，我湖南的姐夫在上海参加培训时，因为他带同事到家里洗澡，父亲就批评他搞特殊化，贪图个人享受与方便。为此家里人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父亲就要我们兄弟姐妹开展讨论，连外地的兄姐也通过书信参与进来，有一段时间相互争论得不亦乐乎。8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物质供应匮乏，一天有人送来了七只大西瓜，我们都很高兴，只有十岁的外甥更是高兴的欢呼起来“有西瓜吃喽”。晚上，父亲召集我们开家庭会，说是这西瓜不能吃，还要我姐姐做好孩子的工作。第二天，父亲将七只西瓜送给了城建医院，回来告诉我们说医院里有8位癌症病人，西瓜还不够他们每人一个，我们吃了这些西瓜，就是特权，就是脱离了群众。父亲对子女从小严格要求培养良好的习惯，长大后以理服人的育子方式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子女们逐渐成年，父亲希望我们中能有一个当农民。我大哥高中一毕业，就被父亲送到余姚老家去务农，直到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才离开农村去读大学了。我二姐初中毕业后正值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父亲就要她报名回皖南农村务农，由于当时正在筹建马鞍山钢铁厂，所以将上海到安徽去的知识青年都送进了马钢，以后厂里要培养技术工人挑选了一批知青去学习，我的二姐就这样在马钢、湘钢、涟钢一直工作到退休。我三姐高中毕业后正值上海动员知识青年去新疆，父亲就要她报名去新疆农场，报名后正巧遇上从干部子女中招一批部队通讯女兵，结果她去当兵了。“文革”开始后，虽然按规定我有留在上海的条件，由于父亲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我还是被分配到江苏大丰农场，总算子女中有一个务农的了。父亲撤销隔离审查后，由于父母身边一个子女都没有，妈妈希望父亲能通过盐城部队的老战友把我从农场弄出来，可父亲一直不答应，几年后我被抽调回上海经过培训做了一名中学教师，终于回到了父母身边。
　　虽然我们都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农民，但他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好高骛远，鼓励我们在基层一线努力工作。我的大姐在北京大学动物遗传专业学习，50年代这是一门十分前沿的学科，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动物园，她自己很不满意，工作也不安心。父亲知道后多次写信，教育她基层单位最锻炼人，要安心做好本职工作。此后我大姐在北京动物园努力安心工作，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珍贵动物保护之中，从技术员、班长、队长到担任副园长，还在大熊猫的人工繁殖中创造了许多第一，出席了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我的三姐“文革”中由于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牵连，被部队清除出来进了上海人民电器厂做工人。父亲恢复工作后，她对父亲说，你落实了政策，我也该落实政策离开工厂去电信局做技术工作了。但父亲说做工人不是很好吗，更加能够锻炼人，不肯帮她调动工作。后来我姐姐也是由于自己的表现和努力，成了厂里的中层干部直至退休。我从农场上调后成了一名中学政治教师，80年代初由于要充实政府机关力量，从学校抽调了一批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到机关工作，我也被抽调到长宁区纪委工作。当时，我对教师工作很留恋而且还想继续本科学习，父亲知道我的想法后，赞成我的想法并鼓励我回中学做老师。只是想不到重回学校的几年后，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又被调到机关工作了，父亲也不再坚持要我继续做老师了，对我们父子俩来说，这也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安排的责任吧。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虽然是高干子弟，但在外面绝不许以干部子弟自居，不许搞特殊化，家里电话、汽车是因工作为他配备的，我们打电话要得到他的允许，两个哥哥姐姐读寄宿制高中，哪怕开学放假前行李很多，也不许汽车接送。我们都想读好的学校，他要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去考，64年我小学毕业，我想考上外附中，父亲也希望我去上外附中读书，秘书要他写张条子但他坚持不同意，结果我的愿望落空了。父亲在市人委市政交通工作部任部长时，那时购买火车票非常紧张，哥哥姐姐学校放假或探亲回去时买不到车票，虽然只要他一句话车票都能送上门来，可父亲总是要求他们自己到北京东路售票处通宵排队买票，还说如果你们连排几个通宵买不到，我可以帮你们想想办法。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为子女开后门只有过一次例外。那是在1978年的初夏，我姐夫在上海人民电器厂搞供销工作。一天晚饭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父亲商量能不能为他们厂里搞一辆铲车，因为厂里每月需要近30吨的钢板，都是靠冲剪车间工人自己搬运，劳动强度太大了。父亲当然不会答应，但大约一个月后的星期四，姐夫正与冲剪工人在搬运钢板，突然看到父亲和母亲在看着工人们搬运，看了一会俩人连连摇头一声不响地走了。这天晚上父亲叫我姐夫去他的书房对他说，你们搬运工作太辛苦了，机械设备太落后了。然后拿出准备好的“开后门的便条”，要他到上海装卸机械厂联系购买一辆3吨柴油铲车。不到一个星期崭新的铲车到了厂里，冲剪车间的工人高兴极了，对我姐夫说，你岳父大人是一个真正的党员老干部，为我们工人着想，我们衷心感谢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家。
　　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人民群众无限关心，对子女关爱有加的父亲。我们感到，父亲的一生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仔细去阅读，认真去品味，就会懂得很多很多，就能学到很多很多。父亲是一本历史读本，他的革命一生让我们懂得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幸福的艰难历程；让我们懂得了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革命精神；让我们懂得了党的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无私奉献人民的高尚品质；所以，我们钦佩我们的父亲。父亲又是一本哲学读本，在他的的教诲下我们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我们学会了怎样做事，怎样去做好本职的工作和革命的事业；我们学会了怎样做父母，怎样去爱护和教育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