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党派我和十六团二营副营长何仕兴同志(红军干部)到回民支队工作,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任参谋长。
一天早饭后,边区区党委代理书记张晔与军区政委周贯五同志找我谈话。周政委对我说:“调你去回民支队工作(当时,我在教导六旅旅部直属队任教导员)。这个支队刚成立,内部很团结,他们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作战十分勇敢。党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决定派你去那工作。但由于历史上一直实行大汉族主义,回、汉两族隔阂较深。因此,你去那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贯彻民族政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你在那里工作,不吃猪肉就是党性。”我当即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一定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周政委还指示说:“在部队中先组织青年团,然后再建立党支部,积极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并选拔一批出身好、思想进步的青年去军区教导队学习,培养党的干部,同时要做好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刘震寰同志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与同志们的关系十分融洽,特别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在回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任支队长对组织群众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政委王连芳同志是1933年参加共青团的革命知识分子,工作积极,责任心强,有工作能力,善于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他是回民救国会主任,利用家庭、亲属的关系做了一些回民上层人士的工作。我与何仕兴到后不久, 就抓紧和刘震寰、王连芳等同志研究了对这支革命武装如何进行整顿的问题。
为了加强领导力量,支队相继建立了比较精干的政治处和参谋处,并在各大队建立了党支部,把大批优秀战士发展为共产党员。
为了宣传组织群众,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各大队都建立了民运群众工作组,其任务主要是到群众中了解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发现有丢失,损坏群众东西的战士,则令其立即照价赔偿,对群众态度不好的,则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有一次,我们住在徐寺,一个干部与群众吵起架来,还动手打群众。事后,支部对这个干部作了严肃处理:让他在群众会上作检讨,向群众赔理道歉,还罚他坐了一天禁闭,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在维护群众利益方面,支队领导干部和党员积极起模范带头作用。如支队长刘震寰同志,吃了房东的一点辣椒还付钱。房东说啥也不收,后经我们检查小组再三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房东才收下。老百姓说:“还是人民的队伍好,抗日坚决,纪律严明,时时处处为咱老百姓着想。”
检查小组还负责监督、安排战士给群众扫院子、挑水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使军队和人民群众很快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
为了培养基层干部,除选送部分同志到军区教导营外,支队又组建了培养班排干部的教导队,并调军政兼优的干部王少卿、张树全两同志为正、副政治指导员。这个教导队,对培养回支的基层干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整顿,部队的战斗力有明显提高,尤其是党员在战斗中能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1942年4月,我带一大队住在盐山县东河村中。午饭后,盐山旧城的敌人包围了我们。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我命令中队长刘宝玉同志掩护大队撤退。他斩钉截铁地说:“坚决完成任务,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保证大队安全。”大队安全撤退了,他却光荣牺牲了,他带领的3名战士也都负了伤。
在徐寺、赵河、赵村、马连庄战斗中,依靠党员冲锋陷阵,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致使伪军闻风丧胆,再不敢轻举妄动。
严峻的考验
1941年冬,在回民支队活动的沧(县)、盐(山)、新(海)三县境内,日伪军连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回民支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一带地形平坦,既无山地、湖泊可依托,西受津浦铁路与京杭运河双重阻隔;东有汹涌澎湃的大海限制,南有沧(县)、盐(山)两县敌伪军封锁,北有天津之敌把守。广大的平原上,遍布着敌人密如蛛网的交通线和封锁沟,岗楼据点林立,机枪火力相接。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也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提出“敌人有快速部队,我们有人造山河”的口号,广泛发动群众挖掘道沟,改造平原地形。敌伪军每天强迫群众填平道沟,我党、政、军、民、团体就发动群众一起来进行反填沟斗争。
1942年,边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早灾,根据地严重缺粮。我抗日军民只好以枣糠、黄油菜度日,有时就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为了渡过灾荒,我们经常组织部队到敌占区筹粮,以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
在敌人“分割”、“蚕食”、“扫荡”、“清乡”的日子里,我们根据上级指示,把大部队分成小股武装,把中队改为小队,每小队12至15人左右。这样,部队更加精干更加机动灵活,更便于到敌占区进行活动。我们有时住在据点附近的村里,有时甚至住在设据点的村内。白天隐蔽起来,晚上出来活动。有时我们悄悄住进老百姓家里的东房,西房的人都不知道。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回民支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下,实行了“三不打”的“掀帘子”战术,即不见敌人不打,敌人不进屋不打,打不倒敌人不打。经过同敌人的巧妙周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