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的一个下午，伪所长把我提了出来，门口有辆大卡车， 车上车下站满了持枪的鬼子和汉奸。 伪所长说；“今天送你去陵县。”他们把我拉到车上，我站在车角边。敌人把我按下，紧紧地把我围了起来。我没带手铐脚镣，也没捆绑，鬼子和汉奸不断地敲打我的头。我在车上想，王兴荷、张哲生同志是5月份被捕的，也关在陵县监狱里，我们见面一定很难过。我要坚决装成不认识他们的样子，无论如何不 能暴露我们的关系，还要告诉她们，一定要保守秘密，想办法把口供捎出去，好让组织上营救我们。
押解我的汽车一直开到陵县监狱门口。当我走进女监时，王兴荷、张哲生都在门口呆呆地站着。我看见她们，赶紧低下头，让头发披散在脸前。她俩急忙跑进屋去。一会儿，我借上厕所的机会，告诉她们；“你们要冷静，要保守秘密，你们快出去了，无论如何不能暴露我们的关系。”她们告诉我，打官司通过县监狱就好办了，再不会打你了。你可以控告他们。我们想办法和外面取得联系，想法给你送饭来。
我们三个是不敢公开接触的，我每天躲在屋角，或坐在门口不动，也不说话。她俩有时用隐语讲几句安慰我的话，也有时说她们在狱中的情况。她俩把我的口供写好，让汉奸副队长邱登岭捎了出去。他是因为赌博被抓进来的，他想立功赎罪，愿意和八路军联系。因为王、张是公开的女八路，所以，在放风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说话，他还常送烟和吃的给她们，关系较好。因为他也认识谷希林，所以，她们就让他把信交给了谷希林。
我到陵县大狱的第三天，就被提出去过堂。两个穿便衣的汉奸问我的姓名、住地、为什么被抓等，我按原口供回答了他们，并把在木笼里受毒打、水灌和打死人的事都说了一遍，并让他们看了我的伤口。
天渐渐的冷了，女监阴暗潮湿，女犯们都拉肚子。我们要求换房子，得到看守所长的同意后，我们搬到男监对面的屋里。这时，张哲生又被提出去过堂，然后办理了出狱手续。 我对她进行了气节教育，她表示决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有一天，宋俊声给我送来了棉被和棉衣，他告诉我，组织上正帮我办出狱的事，要我保重身体。我把写好的信让他 带出去。一天， 张看守抱来一床红花被让我们做，王兴荷说不给他们做。我想，这是敌人试探我是不是农村妇女，会不会做针线活？我俩缝被子时，偷偷拿出了一点棉花和被里，在棉被里撒上一些土。有了棉花，我俩每天捻线，收集难友的旧鞋布，用狱卒煮粥的锅底，在监狱的门板上打夹子，张老头还支援我们针、剪子和鞋面布等。不放风时，我们在屋里做，放风时我们就在外面晒着太阳做。王兴荷还利用放风的时间，边做活边向难友们宣传抗日必胜，日本鬼子注定要失败的道理。我们很快就做了七、八双鞋，先后送给了关锋、曾旭清、王毅如、常克弱、金绍华、张金华、王少英等。
12月底的一个上午，张老头拿了一件棉袄来说，宋俊声有信来了。我会见宋俊声时，他说衣角有封信。我回屋急忙拿出信，看完信，我忍不住盖上被子痛哭了一场。信是组织上写来的，内容是：“你们的表现，组织上都很清楚，请你们保重身体，注意隐蔽。组织上很关心你们，现在正设法营救你们。”
我盖着被子给领导写了回信，大意是：我们还好，虽然敌人很残酷，但我们坚决不动摇，张哲生已经变了。我们在狱中，每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兴荷还做抗日宣传工作。同时，我还画了一张监狱图捎了出去。在狱中能听到组织的声音，我们倍感温暖，我把信保存了好几天后，才不得不烧掉。知道上级要营救我们，我和王兴荷也积极做越狱的准备。我俩用罐头盒做成小刀，把牢房的窗棂锯断了好几根。
我们在狱中曾经进行过一次越狱斗争，但因男监有人不慎，被敌人发现，越狱失败。那是临近春节的一个下午，天上下着大雪，天气很冷，狱卒说，今天下雪了，可以随便大小便。我们女监的门没上锁。我和王兴荷在屋里走动，忽听窗外喊：“振铎，你们快准备，我们要出去了。”我们马上整理了炕上的东西，然后又听动静。这时，又听到男监那边 “哎哟”、“哎哟”的喊叫声。我意识到出事了，于是赶紧把门锁上，上炕盖好被子装作睡下了。一会儿，狱卒来摸了一下锁又走了。这时外面的人多了，有喊叫声，有铁链子声，有大皮鞋声。鬼子和汉奸来到女监门前问：“女八路的没动” 伪所长和狱卒都说：“天冷，她们早睡了。”汉奸和鬼子没说什么就走了。他们给用砖头打狱卒的韩德胜带上手铐脚镣，第二天早晨就把他杀害了。
我们在狱中，也很注意教育狱卒。王兴荷公开向他们宣 传：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卖命，要多做些抗日工作。你们家都有老婆孩子，你们要多为他们着想。被抓来的人都是附近的，你们不要扣他们的东西，他们在这就够苦的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出去后，他们会向政府报告你们的表现的。你们多争取政府记红点才好。
狱卒中有个叫刘二哥的人，他对犯人很凶，经常克扣难友们的饭和东西，我们就动员难友们给他提意见，让看守张 老头儿撤换他。狱卒们都知道王兴荷是八路军，都有点怕她。当时外面的形势发展很好，部队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在放风时，就把这些消息告诉难友和狱卒。教育难友们，要团结起来和敌人斗争，教育狱卒，要主动立功赎罪，多争取红点。
1944年3月23日下午，宋俊声来接我出狱，张老头说“马大嫂，你的官司打完了，你可以回家了。”临走时，我对王兴荷说：“你别着急，要好好保重身体。”
因为长时间的狱中生活，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从陵县到宋俊声家只有三里路，我却走了半天。当天晚上，我就住在宋俊声家。他一家人对我都很热情。他家虽是富农，却是当地出名的绅士人物。我在狱中时，他妻子就给我做棉衣、棉被、棉鞋，还按时给我送饭送钱，我对他一家很感激，当晚认他妻子做了干妈。
3月24日，宋俊声把我送到谷希林家。他们一家见到我都忍不住哭了。谷希林向我讲了罗院营救失败的原因，并说让我受了这么多苦，他很抱歉。饭后，他送我到小纪家找到关锋。我向他汇报了狱中的斗争情况，他也向我介绍了罗院营救失败的原因和这次营救的情况。他让我好好休息几天，早日恢复健康。当时我身体很坏，吃东西就吐，行动很吃力。我在小张村住了一段时间，由王少英照顾我。
到陵县开会时，我又向曾旭清、郝炬、关锋、李萍等领导汇报了情况。他们批评我警惕性不高，麻痹大意，特别是让伪中队长捎信，太冒险了。同时决定，不能再和赵马拉的村长保持关系了。后来，政府处决了这个村长和叫“练子”的人。
我出狱后，组织上派我到济阳县任县委委员、农会主任等职，后来，王兴荷也出狱了，并且也调到济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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