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二分区的环境也紧张了。敌人用拉网的方式，经常进行“大扫荡”。当时分区的部队也划整为零配合县大队行动。 麦收时，敌人疯狂地到处抢粮，我们就与敌人展开反抢粮斗争，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都埋起来。那年蝗虫灾害很严重，麦收后没能种上玉米，农民颗粒未收，生活很艰难，只靠野菜、苜蓿和糠等度日。人饿得面黄饥瘦，饿死的人也很多。但群众的迷信思想很严重，说蝗虫是神。我们就到处宣传、督促群众捕灭蝗虫，把收来的蝗虫晒干，炒着吃。我们还发动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并组建农会小组、青年小组、妇女小组，充分发挥这些积极分子的作用。
当时我们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不能公开召开大会开展宣传，只能用访贫问苦、走门串户的办法了解情况，进行教育，建立感情，建立抗日家庭，动员他们做抗日工作，如做鞋袜、缝衣服、慰劳部队和伤病员，送信、送粮、抬担架、参军等。并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民兵们经常配合部队袭扰敌人据点。我们还利用节假日到学校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到据点附近扎樱花、牌坊，散发标语，动摇瓦解敌人。
1943年9月2日下午，关锋派人通知我明天在陵县赵马拉村开会。当即我和王少英到纪家找到关锋，由我的房东和关锋的房东把我们护送过岗楼。赵马拉是个回民村，离罗院 据点三里路。当时认为在据点附近开会比较安全，敌人不注意。准备3日开会，传达邢仁甫叛变事件。我们到赵马拉时已经很晚了，由村长和回救会主任季益民把我们分别送到住户，王少英把文件包埋好后，我们就睡了。
3日拂晓，我们还在梦中，忽听四处枪响，急忙爬起来。我们断定是敌人来了，马上采取了应急措施。我和王少英坐在窗下纳鞋底。我告诉房东大嫂说，如果敌人问你，你就说我们是来走亲戚的。她一句话没说，就到墙边去了，我也来到墙边纺线。不一会儿，村长来了，我对他说：“你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他没吭声走了，房东大嫂也走了。我让少英出去看看，她穿了一件红衣服，装成拾棉花的样子出去了。这时枪声更紧了，我心里很慌，因人地两生。我想还是用以往的办法隐蔽，躲过敌人。我跑到对面的小柴屋，用高粱叶子把自己盖起来。我藏起来以后，鬼子就来了，没在小屋里停留就搜查别处去了。可是一会儿，鬼子又回来了，围住小屋喊：“八路，快出来。”边喊边用刺刀乱挑高粱叶，这样我就被捕了。村长这时就站在鬼子的身后。我被推搡着来到胡同口，看见很多人围着两个满脸是血的人，我不认识他们，心里轻松了一点，没有人认识我，我怎么编口供都行。
敌人把抓来的人排成队。我被拉到队中间，那两个被打伤的人也拉到队里，两边站着持枪的鬼子。这时候，我积极编口供，边走边嘟噜，想让老百姓把情况告诉党组织，好营救我。
我们被抓到罗院据点院内，排成一个大队。鬼子和汉奸就一个一个地审问那些老百姓，叫什么？住在哪里？干什么的？问完上下打量一遍就放了。最后剩下了一个50多岁的老人、一个十七八的青年和我。敌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谷家村的，来亲戚家借粮的。这时敌人挑来两担水，放在两张桌子的边上，还拿来了棍子和皮鞭等刑具。汉奸开始审问老人：“你是八路？"
“我是老百姓。”老人从容地说。
敌人不容分说，就把老人绑在桌子上，用棍子和皮鞭朝老人身上一阵猛打。老人被打昏了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把他浇醒。老人一口咬定自己是老百姓。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放下来，又审问那人青年人，敌人同样一无所获。我站在旁边，看见敌人用毒打来逼供，心里有了底，敌人是用酷刑逼我们承认是共产党，不承认他们也没办法。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给党丢脸。我想起了张晔同志对我们的教诲：“在敌人的法庭刑场，要经得起酷刑和死的考验，要保守党的秘密，敌人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也不能暴露百分之零点一。” 我下定决心，宁死不能暴露党的机密，和敌人斗争到底。正想着，鬼子把我推到桌边绑了起来。敌人问：“你是女八路的干活？"
“我是谷家人，是来走亲戚借粮的。”
敌人仍说我是女八路，我不承认。他们就用棍子、皮鞭往我身上乱打，我昏了过去。敌人用水浇醒我后，又继续审问。我仍说是谷家人，是来亲戚家借粮的。敌人又连打加灌，我几次昏了过去，肚子也被灌得涨了起来。他们又用脚踩我的肚子，我上吐下泻，混身是粪便。鬼子又让狗来撕我的裤子，裤子被恶狗撕得一条一条的。但我的思想很坚定，心想，这是我经受考验的时刻，决不能向敌人屈服。敌人多次用刑仍不能得到什么，没办法只好把我放下来，把我关到一间小屋里。我身上被打得到处是伤，疼痛难忍。我躺在一块门板上，一夜都无法入睡。
9月4日早晨，汉奸把我带到院西边的一个屋里，桌上摆着茶水、点心，还放着一把大刀。鬼子让我坐下，我站在桌边没动。敌人是想软硬兼施，现在敌人要用软的了。敌人问我姓名、年龄、住处、家庭人口等。我说，老家是山东乐陵李胡马家，姓李，没名字，36岁，很小就随父母到奉天样子哨住，父母都死了。丈夫叫马德友，在样子哨和别人合伙开铁器铺。今年秋天，我的两个孩子都病死了，东北又遇上灾荒，生意不好做，我们就回我丈夫老家谷家村来了。他家没地种，生活很困难，他又回东北了，直到现在没有音信。我在家只好靠纺线、做鞋卖来挣几个钱。前晚我去姑家借粮，因口音不对，一听见枪声就躲起来了。我说完了，鬼子拍着大刀说：“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说出八路军在哪里，皇军优待你。”
我还是说不知道。
敌人嚎叫着：“你回去再想想，不说，死了死了的。”
然后，汉好把我关进了木笼里。木笼里还关着那个被打伤的老人、青年和其他一些人。躺在木笼里，听那两个人疼得直喊，心里很难过。我身上的伤口也很疼，但我忍住不出声，还帮他俩赶苍蝇。晚上，敌人又抓来了一些人，有个叫练子的中年人。他劝说他们：“你们有什么就快说出来，看那两个人被打得多苦啊，你们只要说实话，就免遭这皮肉之苦了。” 练子劝了半天，也没人理他。那两个人的伤势越来 越严重了，伤口处都长了蛆。他俩在在木笼里躺了五、六天，后被敌人拉出去枪杀了。
有一天，木笼里又关进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妇女，还抱着一个五六个月的孩子。敌人是去抓她丈夫的（八路军的交通员），没抓到，就把她抓来了。木笼里的人是经常被提审的。我趁放风的时候告诉她说：“敌人审你的时候，你别多说话，他们很可能打你，你要挺住。”第二天，敌人审问她时，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头上破了好几块，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几天都不能动。我帮她看孩子，把难友们给的玉米 面饼子嚼碎了，一口一口地喂她。我还让她枕着我的肚子睡，难友们就抱着柱子脚伸到外面去睡。
9月中旬的一天早饭后，看守把我提到一间小屋里说：“大嫂，你的官司快打完了，让你给区长当老妈子去。”
我说：“我不会侍候人，我不去。”他又对我说：“希林来了，说三哥让你快写信出去。”
“我不会写。”
“我不会干那缺德事的，今天是大集，鬼子都赶集去了。
谷希林在外面等你的信，我和他是朋友，不会出卖你。日本鬼子快完蛋了，我要争取条出路。”这个看守说着都有点着急。
他说完拿来了纸和笔，催我快写。我心里想，这个人从来没打过人，有时还给我们送吃的喝的。他可能真地认识谷希林。于是我就冒险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他。中午那个汉奸 翻译也传下话来说：“你的官司快打完了，你去给区长当老妈子去。”我没有吭气。难友们问我，为什么不愿当老妈子呢？
我说：“我不会侍侯人。我从小在东北跟父母做买卖，跟邻居学划码子，不认字。”
我说这话的目的，是想让出去的难友带信。练子听了我的话，很快就出去了。他刚回来，敌人就来提审我。敌人把一张地图放在桌上，问我认不认字。我说不认字。鬼子就拿起一条板凳腿，猛打我的臂膀，边打边问。我想，肯定是练子报告了我会划码子的事了。打完之后，鬼子又给我一支铅笔，让我写字。我照地图上的“山”字，歪歪曲曲地写了一个“山”字。鬼子又把我毒打了一顿。问我：“你是八路的头吗？"
“我是谷家纺线、做鞋卖的。 ”
“谷家是哪个县？"
“是平原。”
汉奸又用板凳脚猛打我。这次毒打审问了我半个多小时，把我的胳膊打肿了，连衣服都穿不上，出入木笼时，由难友扶着，胳膊疼得很厉害，到现在我的胳膊还有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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