伢子兵
刘贤权参军后，被编入红12军35师105团3连5班当战士。当时他的名字叫刘贤耀。许多老同志则高兴地把这个未满15岁的新战友称为新兵伢。不久，这支部队从吉安过赣江来到吉水县，在这里一面练兵，一面开展群众工作。
3连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部队，枪好、子弹多。班以上干部大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坚强、勇敢、富有实战经验。连队的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刘贤权在这座熔炉里经受了全面、严格的锻炼，奠定了他成为一个优秀将领的基础。3连一向保持着井冈山工农革命红军“三操二讲”的老传统，对新兵的入伍训练尤其抓得认真。首先进行制式教练，如立正、稍息、各种转法等科目。刘贤权虽是新兵又是小兵，但他曾当过少先队长，有队列操练的基础，再加上他很用心，也很机灵，领会快，于是他被连长指定为新兵训练的小教员。
那时候红军的后勤保障困难，干部战士都没有鞋穿，所以训练中还有个非正式的课目——打草鞋。当时刘贤耀只有15岁，在家时要么赤脚，要么穿妈妈做的布鞋，对打草鞋一窍不通。可是班长对他说：当红军就要学会打草鞋。上级说第105团是铁脚板能走路，有耐力、拖不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脚底板上有功夫。不会打草鞋，不爱护脚，怎么能行军、爬山、打仗？说着班长拿出了好几种草鞋样子给他看，有稻草编的，有麻皮编的，还有用布条编的。那双布条编的草鞋前面还有个红线球，煞是好看。班长说这种鞋下雨走路比布鞋还好穿，等打土豪没收了旧衣服时给他打一双。听了班长的话，刘贤耀才领悟到艰苦训练、练铁脚板关系到打胜仗等许多道理，很快就学会了打草鞋。
刘贤耀非常敬重班长，他为人友善诚恳，也是他信赖的知已和亲密战友，他从班长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关怀和温暖，还有政治上的启迪。一次老班长找他谈心，说了许多贴心话，后来说到刘贤权当时的名字，老班长亲切地说：“贤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红色政权，保卫红色政权，我看你名字里的那个‘耀’不如改为‘权’字好”。刘贤耀觉得班长的话语重心长，很有意义，就欣然同意了。从此他将“贤耀”改名为“贤权”，也暗暗下定决心：奋斗终身，要为中国的劳苦大众打出一个革命政权。
刘贤权在晚年时仍讲到当战士时有两个人是他学习的榜样，一个是班长，另一个是他的排长。班长打起仗来总是冲锋在前，全把生死置之度外，是个钢铁般的勇士。排长对战士要求严格，谁出了差错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队列训练科目结束后，连队又开始进行射击、单兵战斗动作和战术训练，要求人人打得准、走得动、冲得上。刘贤权开始苦练射击，辛勤的汗水练来了扎实的射击本领。他不仅能打立姿、跪姿、卧姿，还可以单臂举枪瞄准。单臂举枪瞄准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小战士来说，实在不易，战友更是对他另眼相看。没有想到30年后，在刘贤权当了38军军长，已是不惑之年，下连当兵的时候，他竟然还能为战士做好这一示范动作，以至引起在场干部战士一片惊叹与喝彩。
据刘贤权后来回忆，当时连队训练时间最多的是爬山、抢占山头。连长讲求快速、准时的战斗作风使他终生受益。在进行这一训练时，连长完全按实战需要来严格要求。连、排长们个个带头。连长帽子卡了个东西，不时拿下来看看。后来刘贤权才知道那是怀表。一到爬山，连长就喊：“快！早抢一分钟，就多一分胜利。”抢占过后，连长还逐个检查喘得厉害不厉害。起初刘贤权和许多新兵一样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爬上山头就觉得肺像炸开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腿发软、手发抖，连枪也举不稳。但是，一个月的训练下来，情况大为改观。只要连长口令一下，一二百米的山头，他和战友们一道，就会像旋风一样，刹那间冲了上去，马上占领有利地形，举枪射击。对于自己的进步，刘贤权也感到高兴。他也开始体会到兵靠练，越练越精的道理。
刘贤权对于当时的政治课总是兴趣很浓，这种课多是由连队政委（政治指导员）讲，有时，排长、班长也讲小课。讲的内容很实际，没有长篇大论，主要是教育战士要革命到底，不要恋家，要勇敢作战，不怕牺牲。这些道理和干部的模范行为使得连队士气高昂，求战心切，“新兵伢子”刘贤权更是热切盼望早日参加战斗，多抓俘虏，早建战功。
首次参战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刘贤权一生中身经百战，而最不能忘记的是他作为小新兵初上战场学习打仗的体验和感受。
那是红军105团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担负诱敌深入的一场战斗。刘贤权有幸参加了这次斗智斗勇的战斗。在他参军60年后的垂垂暮年，对于当时的情形和自己思想发展脉络，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新鲜。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另2个旅3个航空大队共10余万人的兵力，重点对准江西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12月上旬，还特别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江西省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任行营主任，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扬言要在3到6个月内摧毁苏区、消灭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共约4万余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明显劣于敌人，怎样才能粉碎蒋介石这样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成为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议论的中心。有的认为应该以攻为守，进攻到南昌、九江，迫使敌人放弃“围剿”计划；有的则主张用游击战粉碎“围剿”。众说纷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兵力是红军的三四倍，攻南昌难以取胜，但红军已建立了方面军，几万人的部队，可以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在运动中消灭。
刘贤权是个刚刚入伍的新兵，对这些事情的利弊还分不太清，只是觉得南昌是江西的省会，比吉安大，要是能打下南昌，蒋介石就完蛋了，革命也就成功了。
11月初，105团开始从赣江右岸向北开进。天高云淡、气候宜人、风景如画，加上“打到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口号喊得很响，部队士气高涨，大有所向披靡的气势，刘贤权也兴高采烈。部队向北走了几天，到新淦、樟树之间，突然东去，到达宜黄。刘贤权参军后，这是第一次离家乡远行。部队经东韶到黄陂，连接十几天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行进，晴天一身汗，下雨一身泥，草鞋磨穿了，脚脖子走肿了，可就是光走路不打仗。刘贤权同大家一样心里直犯嘀咕：这究竟是要到哪一天才不走？连队政委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在一次行军小憩时，他对大家说，这次和过去打仗不一样，是按照毛政委提出的战略方针，实行“诱敌深入，使敌疲惫而歼之”。要诱敌深入，我们就要多跑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他们拖垮，拖散了架，就该收拾他们了！刘贤权对这些新名词虽然似懂非懂，但心里亮堂多了，暗暗对自己说：看来这次要打大仗，我要勇敢冲杀，在战斗中多抓俘虏，多缴几支枪！
部队继续南下，到了黄陂又回头向西，经源头、沙溪、潭头、到了东固。这里四壁高山峻岭，宛如一个盆底，有一座大山叫九寸岭，高900多米，老百姓说：“九曲十八弯，弯到东固山。”它是中央苏区的屏障，南是兴国，东是龙岗，西北是富田。战士们的脚一踏上九寸岭的边，就不想再走了，都希望在这儿挡住敌人。
上级可不是这么想的，到了东固山又向西北走，走过富田到了洋田，离出发地吉水，只差几十里路远。
刘贤权纳闷起来：跑了十几天路，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地，一枪不放，一仗不打，这究竟是为什么？团长戴福胜对大家说：“还没有找着打大仗的好地形，我们还要走！”他对团长的话不大相信，心想：这一路有山有平地，哪里不能打？特别是，洋田离他的家乡江背村只有几里路远，乡亲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是老乡问起你们不打敌人，老是打转转，这可怎么交待！？所以，他白天行军，总是把头低下，怕碰见熟人。
刘贤权更弄不明白的是：部队开始北上时，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过了宜黄就不行了，越走人越少。从宜黄出发还有35师一二千人，到了约溪以后，就只有105团了。说是1个团，其实只有4个连，四五百人，在山地行军，可以一眼从头看到尾，其他部队到哪里去了？有的人开始发起牢骚来：老是这么个撤法，都撤到中央苏区了，还向哪撤！光走不打，岂不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么！不久听说江西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被敌人占领了，南昌、九江没打，武汉又离得老远，连个吉安也没保住，大家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特别是听说18师气焰嚣张，口出狂言，要“杀猪拔毛”（意思是消灭朱德、毛泽东），大家的心里真是又气愤又恼火。这时，连政委解释说：“有些事情现在暂时不明白，将来会明白的。张辉瓒想消灭红军那是白日做梦，这次战役是朱军长、毛政委部署指挥的。大家相信朱军长、毛政委没有错！仗有得打！”班长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士，边走边讲毛政委在井冈山指挥红军作战的故事。讲到1929年1月红军下了井冈山，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紧跟我们后面不放。毛政委领着我们边打边走，和敌人周旋了28天，硬是把敌人拖垮了。后来走到瑞金大柏地，布置了一个“口袋”，让敌人一个旅钻进来，结果全部消灭，还不打收条。这就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咱们这才走了十几天，我看是毛政委还没有选好地形，大仗还在后面呐！
部队过了洋田，到了新安圩，3连担任前卫。这是一条险峻的山路，左面是水流湍急的芦陵河，右面是悬崖绝壁，只有河边一条羊肠小路，来往只能通过一个人。连长命令大家上刺刀，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大家警惕地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和敌人遭遇。
突然响了几枪，连长命令抢占山头。抢上山头后，刘贤权向下一看，只见敌人黄乎乎地一大片，一个劲地朝前涌来。他想这下可以打个痛快，性急地等着连长开火的命令。那时3连没有机枪，对付敌人的集团冲锋采用打排子枪的办法，1排打完了，2排上来再打，轮番向敌人射击。他初次真枪实弹地干，心里有些紧张，打排子枪时，竟忘了抠扳机。正在等第二次射击口令时，连长却大喊一声“撤！”刘贤权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好的地形不打却要撤，可一想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只好爬起来跟着部队向下撤。就这样，3连一边射击，一边后撤，一下子撤回了富田。炊事班把香喷喷的大米饭和萝卜炖猪肉一盆盆地摆放在路旁大树底下，风一吹香喷喷的，战士真想一口吃上几碗。可是连政委偏偏集合队伍讲话，这
一讲话，敌人追上来了，连长大喊一声：“快！抢占东面山头！”大家立即上了山。刘贤权眼看一顿美餐自己吃不上，还要喂敌，真气不过。但一听打仗，要比吃萝卜炖肉还高兴，一口气抢占了山头。
敌人一看见雪白的大米饭和萝卜炖肉，高兴极了，又喊又叫，你争我夺地抢着吃。有的干脆不走了，当官的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赶起来。战士们气得要命，把火压在枪膛里，只等击发了。眼看敌人只有30来米了，连长一声令下，把敌人打倒一大片。刘贤权这次有了经验，推上子弹只听班长的命令，当射击的子弹把瞄准的敌人打倒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正打得起劲，连长又下令撤，这么好的地形不打，怎么又撤？可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呀，刘贤权只好爬起来跟着队伍“撤了”。有的战士硬是趴在地下不走，被班长抓住衣领拽下去。
这次撤退比上次更仓促，不知谁把红缨枪、子弹带都扔下了。那时，子弹十分珍贵，刘贤权顺手抓起一条子弹带，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稻草秆，哪有什么子弹？他正在纳闷，连政委从他手里一把夺下子弹带扔在地上，督促他快撤。他边走边看，脚底下水壶、背包、到处都是。
部队跑了一会儿，团政委李纯安在路边大喊：“同志们轻装！除了枪和手榴弹，全部丢掉！”刘贤权有一双布条打的草鞋掖在背包上，实在舍不得丢，被政委扯下来扔在地上。接着政委又把同班战士刘忠朴的一把马刀抽出来甩了，刘忠朴满脸不高兴地要去捡回来，政委说：“别那么想不开，丢了旧的换新的。”就这样，撤一路，东西丢了一路，一口气跑了100多里地。刘贤权问班长：“敌人顺着我们丢东西的路追上来怎么办？”政委听到后对部队大声说：“敌人要追，就让他们追好了！”
12月18日晚，部队撤到东固，连夜在阵地上挖工事。刘贤权一看这阵势，心想：肯定要在这里打大仗了。不料挖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在大雾弥漫中，突然又接到撤退的命令。
12月19日中午，敌新编第5师占领东固。蒋介石把这看作是一大胜利，下令赏给一万大洋，晋升为正规师，改番号为28师。第二天早上，又是大雾弥漫，敌28师和敌18师在雾中分不清敌我，都以为对方是红军，结果互相打起来了。等到雾散云消，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此时，双方都已伤亡惨重。消息传来，大家都很兴奋，埋怨情绪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一心一意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12月25日，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歼敌誓师大会。105团团长、政委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场上，毛政委亲手写了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撤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政委还说，大敌压境，局势很紧张，可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制胜。晚上，105团也在驻地召开誓师大会，李政委还学着毛政委的样子，一个一个地按张开的手指头，讲了六个胜利条件。刘贤权文化低、年纪小，有些事不全能听懂，也记不全。但是，他的心豁然明亮了，前些日子想不通的事，现在都迎刃而解了。比如：打打退退，走走丢丢，原来全是为了引诱白狗子掉进我们为他设下的陷阱啊。现在只等关门打狗，胜利就在前头。誓师大会后的第三天，上级命令105团继续诱敌深入，“只许败，不许胜”，要牵着张辉瓒的鼻子到龙岗来。这次和前些日子不一样了，全团上下想方设法，引诱张辉瓒人瓮，甘心情愿给张辉瓒当了3天“向导”。
12月29日晚上，105团在洁白如洗的月光下，集合在阵地上，李纯安政委对大家讲：“同志们，我们光荣地完成了诱敌深入的任务，把敌人牵到了预定的战场，红军主力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了。大仗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还要走，不过不是撤，目的是要插到敌人屁股后面去，关门打狗！”大家欢呼起来，立即出发，直插敌入后路。
12月30日，又是大雾。上午9时，敌18师及2个旅到了龙岗开始向我军阵地猛攻，到下午就没劲了。太阳偏西红军发起总攻，四面山上齐吹冲锋号，红3军、红4军、红12军和红3军团高呼着“活捉张辉瓒！”的口号，如排山倒海般冲向敌人。战斗十分激烈，到太阳落山时，才胜利结束，共歼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活捉了张辉瓒。当天晚上，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发布的《红军胜利捷报》传到了105团，刘贤权高兴得跳了起来，全团上下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
刘贤权在回忆录中写道：105团直插敌人侧后打其后尾，后面可能是敌人的后勤部队，东西真多，无线电台、电话机、粮食被服等难以数计。3连在这次战斗中，无一伤亡，俘虏敌人的数量比连队的人还多，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其中有3挺机枪，全连都换了新汉阳造步枪，连炊事班的圆底生铁锅也换成了平底熟铁锅。连长在战评会上说：“刘贤权是全连最小的新兵，初上战场忘了抠扳机，可在龙岗战斗中，山石撞掉了右脚大趾甲，咬牙忍痛不作声，坚持行军，作战勇敢。”他把这个小新兵的老套筒也换成新汉阳造，配发200发新子弹作为奖励。刘贤权手握新枪高兴地嘴都闭不上了。
第二天（1931年元旦），105团又随红军主力乘胜追击逃敌50师。1月3日，红军又追到东韶，消灭了该师的1个旅。红一方面军在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l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件，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苏区扩大了，红军也扩大了，装备也改善了。红军开始有了无线电台．105团也有了机关枪。
人民革命战争，是一座升华灵魂的熔炉，又是一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大学校。经过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考验与锻炼，刘贤权这个稚气未脱的红小鬼，开始想到战争的神秘与玄妙，想到上级指挥的沉着与智谋。一个坚定的信念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里：跟毛委员走没有错！这个信念成为他几十年革命戎马生涯的精神支柱；同时，他也以这个信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地实践着、奋斗着。
能在井冈山下来的老部队里当兵，能有班长、排长这样的榜样，能够参加由毛泽东亲自部署指挥的反“围剿”战斗，所有这些都为刘贤权今后成长为一名军政兼优的高级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红军取得一、二、三次反
“围剿”胜利的同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也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在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里也随之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怀疑对像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红军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按敌我矛盾对待，甚至误杀了好人。这些都给年幼的红军战士——刘贤权心里留下了第一道终生难忘的伤痕。到晚年他对儿女讲起这段历史，心头似乎仍在隐隐作痛。一天行军中，刘贤权被派去看押一些被怀疑为AB团的红军干部战士。他们的双手被捆着，刘贤权突然发现他二哥刘贤炬也在其中。二哥悄悄哀求：“捆得我实在受不了，你给我松一松吧。”此情此景，刘贤权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并对二哥说：“不行！给你松绑我也会被抓起来的。咱们兄弟就全完了。”一路上刘贤权越想越不是滋味，他觉着与其被自己人当AB团杀了，还不如战死在火线上。不久，刘贤权所在部队奉命打阻击，离他的家乡不远。刘贤权觉得如果死在这儿，部队一定会把他的遗体送回家去，埋在家乡也算心安了。战斗打响后3连奉命速撤，班长发现刘贤权还在那里射击，一个箭步冲上去硬是把他给拽了下来。后来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刘贤权的二哥也被释放了，但他的身体极为虚弱，双手被捆着的部位溃烂化浓，不能继续留队，部队让他回家养伤。行前他悄悄劝弟弟跟他一同回家，遭到刘贤权拒绝：“我是一名党员，无论如何也决不离开部队。”但刘贤权始终对党内出现的类似于“逼供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做法深恶痛绝。
模范指导员
这时的刘贤权已经不是当年刚参军的“小新兵”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他被提升为独立4师司令部通讯班长后，又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乐安以南地区和兴国高兴圩等战斗，并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送信任务。尤其是9月7日高兴圩战斗，敌我双方打成对峙，我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刘贤权把上级这一命令及时送到了105团，受到师首长的表扬。1931年9月，刘贤权升任团青年干事，11月被选送到江西瑞金中央为红军培训专职青年干部的学校学习，是第四期政治队学员中学习成绩好、遵守纪律好的优秀学员。1932年2月结业后，他被任命为红1军团2师6团3连（红军整编前的105团3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第二年3月，他率领连队投入第四次反“围剿”，在宜黄以南地区参加东坡、黄陂、乐安等战斗。乐安攻城战斗中刘贤权光荣负伤，伤愈后于4月任6团3营机枪连政治指导员、代理连长，又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大雄关、硝石等战斗。他强调党支部“一班人”要以自身的先锋模范行为，去带动和影响全连官兵，要求每个干部党员都有明确分工；提出支部委员首先要思想上坚定、战斗中勇敢、工作中踏实、生活上艰苦、作风上过硬；注重团结协同战斗，充分发挥全连一盘棋的整体作战；号召干部在行军转移中，要积极为病伤员、体力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因此连队无论是在多么劳累的长途跋涉行军中，还是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无一非战斗减员。“不怕苦、不怕死”的口号在全连叫得响并落到了实处。在行军宿营休息时，刘贤权深入到各班问寒问暖，给战士送水督促战士洗热水脚，挑脚泡。夜里他又亲自查铺查哨，看战士睡的好不好、掖被子等等。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思想工作坚强有力，连队官兵关系融洽、组织纪律好，战斗力明显增强。战场上全连官兵轻伤不下火线，病号不呻吟，没有开小差的。全连团结一致，完成各项任务勇敢顽强，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赞许。刘贤权因此被评为巩固部队的模范指导员，师政治部对他进行通报表彰。经过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的锻炼与考验，刘贤权这时已成长为一名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军政兼优的基层干部。
刘贤权调任重机枪连任政治指导员、代理连长，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步兵连到机枪连任职。这个连曾一度没有连长、指导员，当时基层干部缺编较多，他到职后发现支部工作较弱，工作不得力，部队思想作风有些松懈。个别人有悲观情绪，也有发牢骚的。面对这些不良现象，刘贤权没有马上烧“三把火”，而是深入到群众中，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广泛找干部战士谈心、了解思想情况，认真分析研究了连队的形势，找准了存在问题的症结，摸准连队的思想脉搏。刘贤权也充分地认识到：这个连基础好，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士多，战斗勇敢顽强，能打仗、能吃苦。只要把党支部这个“龙头”抓好、抓实，支部一班人团结协作，其他各项工作就都跟上来了。他认为在全连上下大力提倡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他明确提出党员处处要带头，要实干，要明确任务，要分工抓思想工作。根据任务形势的不同，适时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依据战斗任务、敌情，把战斗准备工作做细、做在前面；随乡风民情的不同特点，及时做好群众工作，争取处处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干部、党员骨干中提出：一、从思想政治上关心战士的成长进步。像对待自己亲兄弟一样，了解他们想些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解决。多开展谈心活动、同战士打成一片，善于培养和提高战士的思想政治水平，把组织的温暖及时送到战士的心坎里。对思想较后进的战士，要注意他们哪怕是一点微薄的进步表现。要抓住这个闪光点，用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给以表扬。如连队点名、班的会上、个别谈心等，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上进心和集体荣誉感，尊重战士的意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其明白为什么来当兵，为什么要消灭敌人，怎样在战斗中战胜困难取得胜利。二、在生活工作战斗中爱护战士。各班要强帮弱，结成对子。病号和伤刚刚好的伤员，返回连队时要照顾好、做病号饭，要指定身体强壮的人帮助背背包、背机枪。训练中严格要求，教育战士在训练中多吃苦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打胜仗。战斗中要及时抢救伤员，行军时不要使一个人掉队。要经常帮炊事员背东西，休息时要帮厨，宿营时要替战士站岗放哨，多让战士休息好。刘贤权号召大家要实干，说到做到。要让战士相信党支部能和大家扭成一股绳，能把连队建设好。他自己带头帮战士背枪，有时背两挺枪。不久连队风气正了，好人好事多了。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刘贤权要求充分利用战斗的间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使每个战斗员从一日紧张的战斗，枯燥无味的行军，艰苦的训练中及时解脱出来，消除疲劳，迅速恢复体力，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刘贤权在各班培养了思想文化宣传骨干，教给他们开展工作的方法，定期布置任务、检查落实情况。工作好及时给予表扬，让其现身说法，谈体会传经验。使大家学有目标、赶有方向。在全连形成了大唱革命歌曲，学红军传统做红军传人，讲战斗英雄故事，学文化知识的良好氛围。大家工作情绪高了，战斗士气足了。从此，连队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士们都觉得有这样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指导员‘，干革命工作的劲头大，心里踏实。从而调动了战士的主观能动性、工作积极性。连队官兵的思想更加巩固，提高了战斗力。当年刘贤权所在团的领导曾思玉回忆：1933年，我任团政委时，刘贤权任连政委（当时称呼就是这样）。记得在我团奉命奔袭新淦，“活捉孙连仲”的战斗中贤权同志伤刚愈，身体很虚，又赶上天下瓢泼大雨。当我们冒雨奔袭到新淦，占领了新淦城外围山头制高点时，发现孙连仲已率部上汽艇逃跑。在这关键时刻，刘贤权大喊一声：“快！全连集中火力快速开火。”由于他指挥果断，连队在机枪的有效射程内，将来不及逃跑的敌人歼灭，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为我团争了光。贤权同志带病坚持指挥战斗，也受到了团队上级的表扬。
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领导交给的战斗任务。在担任连政治委员期间，由于工作突出，他被上级评为巩固部队的模范指导员。
就任卫生队长
1933年10月，红1军团2师6团卫生队，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就是剐刚接受任命的团卫生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刘贤权。在上级宣布任命之后，卫生队的同志们望着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新队长不由得疑惑起来：他懂医吧？他能行吗？的确，卫生队需要一位医道高明的队长。那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极其困难，缺医缺药缺器械，对负伤的战士只能用从当地收集的中草药治疗。当时，在部队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宁肯光荣，不愿挂彩。光荣了，革命到底；挂了彩，罪受不完。”所以，卫生队的同志们是多么盼望能来一位医术高明、妙手回春的队长啊！
面对部属们疑惑的眼神，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大家欢迎他讲话，他没有讲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表什么决心态度，而是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不懂医，也不会看病，但是我相信今后的工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干好！”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调到团卫生队来。组织决定之前，他曾经向团政委提意见，说自己不懂卫生业务，怕干不好。政委说：“你在机枪连当指导员时，你们连队的病号少，你把机枪连防病的办法用在全团，就是个称职的卫生队长了。”政委的谈话使他很受启发，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他深知保持连队满员的重要性，因为多一个病号，就减少了一份战斗力量；而减少病号的最主要途径莫过于预防为主了。
他决定从预防抓起。当时，部队流行的多见性疾病主要有两种：一是发疟疾，或称为打摆子，病号烧起来，昏迷不醒，满嘴起泡，一旦寒冷起来，盖上三床被子还直打哆嗦；二是肠道传染源，拉肚跑稀，上吐下泻，“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一天下来，昏昏沉沉，四肢无力，发起烧来，混身像散了架似的难受。针对这两种疾病，他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
一是防蚊子。那时候部队没有蚊帐，他采用老乡的土办法，组织卫生队采集艾蒿，打成辫子晒干，发到部队，也发动部队自己动手做。临到宿营前，以排为单位派专人熏蚊子。土蚊香一点，蚊子跑光了，疟疾病号明显减少了。二是规定不准喝水塘不洁净的生水。当时的农村连井水都很少，当地老乡饮水主要靠水塘蓄水，而水塘又是人畜共饮，既是饮水塘，又是养鸭塘，还是洗衣池，水的污染相当严重。饮用水塘生水成为肠道病的主要传染源，规定不准喝水塘生水，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传染渠道。三是用民间偏方治病。有一次发生了一种怪病，不少人流鼻血，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引起的。正在着急之际，发现当地老乡用一种草药汁抹在鼻孔里，血就止住了。他立刻让卫生队如法炮制，结果还真灵。不过这种草药汁是黑色的，沾到鼻头上实在滑稽，有的人都成了“黑张飞”。
这“三脚”一踢开，团里的病号明显减少下来，团卫生队在部队战士心目中的位置日趋重要，刘贤权被评为模范指导员。
刘亚楼“点将”
刘亚楼得知刘贤权的事迹十分高兴。王宗槐将军回忆：当年刘亚楼很喜欢年轻干部，他称赞刘贤权爱动脑筋，工作有办法，建议把刘贤权调到师里来工作。1934年3月刘贤权调到2师卫生部当政委。这时正值敌人进行第五次“围剿”，毛泽东同志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使得这次反“围剿”，越来越陷于被动地位。红军和优势的敌人硬拚，招致了重大伤亡。特别是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部队伤亡5500人。刘贤权所在的红2师伤亡也很大，给卫生部的工作增加了压力。为了及时救护伤员，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炮火亲自带头抬担架，从火线上抢运伤员。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斗争中，刘贤权虽然在师卫生部工作，没有直接指挥和参加战斗，但是，他凭前几次反“围剿”战斗的直接经验，总感觉这种打法不对劲。一连串的问号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为什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要和敌人拚消耗？为什么不搞运动战，非要搞得不偿失的阵地战？为什么听不到毛政委的声音？打仗当然要有伤亡，为什么过去总是能以较少的代价换取重大的胜利，而现在，伤亡却这么惨重，还丝毫听不到胜利的消息？这究竟是为什么？不仅他有这些疑问，实际上在部队干部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想着这同类的问题。不过，尽管他想到了这一类问题，但是，作为一名成熟的中层干部，自觉的组织纪律观念在支配、规范着他的行为，所以，想归想，该干还得干。他就是以这种绝对服从的组织观念，兢兢业业地去干好组织上分配的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在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战斗中，红2师担任先头部队，战斗非常激烈，2师伤亡过半，大量的伤员留在后方。师卫生部担任收容任务，摆在刘贤权、叶青山（医务主任）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由于部队远离苏区，处于流动作战，又要随时执行战斗任务，伤员的安置处理成了头等大事。他们逐门逐户地做通老乡的工作，又逐一做通重伤员的思想工作，把他们安置在老乡家中，但对于这些以部队为家的红军重伤员来说，要他们离开部队，无异是一场生离死别。但是，他们毕竟是深明大义的民族精英，深知随部队行动只会增加部队的负担，进一步拖累、影响作战任务。他们也深知，分散安置在老乡家中，前途吉凶未卜，也可能就此和自己的首长与战友永难会面，也可能遭到敌人的残酷杀害，但又是目前惟一的安置办法。所以，他们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泪汪汪地拉着战友的手，轻轻地道一声“革命胜利后再见”，被人抬走了。面对这些忠诚的战士、亲爱的战友，刘贤权潸然泪下，他不明白红军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安置完了重伤员，还要组织轻伤员随队行动。说是轻伤员，实际上按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哪一个也伤得不轻。于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这样一支奇特的队伍：拄着木棍一跛一拐地走着的，互相搀扶着的，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的，一个个战尘满面，军装褴楼，行动迟缓，步履蹒跚，但却坚定地朝前走着、走着。由于行军速度缓慢，他们与大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终于掉队了。这支特殊的部队站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上。刘贤权、叶青山同志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这不仅是对他们领导才能的考验，更是对意志的考验。他们凭借坚强的意志，丰富的实战经验，带领这支特殊队伍，穿过敌人的警戒，在掉队5天之后，神奇般地追上了主力，出现在刘亚楼师长面前。
在红军中，刘亚楼的火暴脾气是出了名的，他眼巴巴地盼了5天，才盼到这支队伍的归来，就劈头盖脸地批评起来：“刘贤权，你怎么搞的收容工作？一掉队就五六天，这还了得！”还没等到刘贤权解释，伤员们纷纷说话了，特别是那些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赶上了大部队的营团干部们，如实地汇报了情况。他们说：“伤员多、道路窄，没有人抬，卫生部的医务主任（部长）和政委都成了担架员，亲自抬叶光顺营长。”同他的火暴脾气出了名一样，刘亚楼同志的坦诚也是有名的，他知道自己错怪了卫生部，立刻冷静下来，真诚地说：“也真难为你们了！”一场误会消失了。刘贤权和叶青山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卫生部。刘师长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不行，不能走，在师里吃顿饭吧！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是师领导对你们工作成绩的一点表示！”饭后，还送两斤白糖给伤员冲水喝。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部队缩编。红2师撤销了师卫生部。刘贤权到5团卫生队当指导员。职务降低了，但他的情绪丝毫未受影响，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带领全队同志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抬担架、强帮弱，四渡赤水河，又过金沙江、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喝马尿，以钢铁般的意志，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完成了长征路上救护伤病员的重任。于10月中旬到达陕北，11月20日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长征的困难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而一支卫生部队在长征中所遭到的困难，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忆起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刘贤权在自传中写道：“在（第五次）‘反围剿’进入第三阶段时，我被调到中央红军1军团2师卫生部任政委。当时部队到处机动，仗打得多、伤亡大，常收容八百到千余伤员，而我们的技术、医药、器材条件又差，故战场救护工作是非常繁忙、艰苦的，往往昼夜不停地抢救包扎，伤员一样跟随部队行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奉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师卫生部担负全师的收容、救护工作，任务更艰巨了。开始时，战斗负伤、有病的同志都能带走或用担架抬。以后因人力少，伤病员多，改为排以上干部随队，器材、药品箱子、行李常无人挑。再到后来，连干部也无力随队带走。组织上安排我负责带伤员和整个师长征的收容及伤员的安插工作，师的首长非常相信我，也放心。因任务重，工作繁杂，我们常掉在部队后面，且常常遇上情况。最艰苦的是过草地时，见不到老百姓，又无粮。1935年8月，终于走出了草地，重见人烟，卫生队的同志和伤员同志们都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不少人高兴得热泪盈眶。”面对这动人的情景，这位不满20岁的青年——刘贤权那憔悴沉重的脸上也终于现出了往昔的笑容。9日，他们随同红一方面军主力，通过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关卡——天险腊子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