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山回忆录:一、回忆老红军赵义昌同志(1)

vivi 发表于2016-08-26 18:51:42
    回首往事,老红军赵义昌同志,革命事迹强烈感人,时光疾驰,四十个春秋,转瞬逝去。义昌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他心里只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当年奔驰沙场,屡建战功,他是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有一句格言:“同志们,我们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杀鬼子闹革命,我们不干,谁干?”他就是一生以此作为誓言而不断地勉励自己,又去激励别人。
    义昌同志是我的老排长,系四川省万县人。家境贫寒,从小给地主放牛放猪勉强活命,终年不得温饱。政治上毫无地位,备受地主欺凌,愤起反抗打了地主少爷,要吃官司,一气之下离开了亲人。一夜兼程二百多里,到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找到了红军,经过党的培养和在红军中的刻苦锻炼,迅速成长为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后来,随红军长征北上,走了两万五千里,举世闻名。跟毛主席到达了陕北。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又于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在八路军东渡黄河时,随同肖华所率领的永兴支队,挺进到翼鲁边区乐陵县一带。肖华于一九四0年春为参加鲁西讨伐顽固派石有山部的战役而离开山东。这期间,支队留下了第五、第十两个小队(连队)。当时,义昌同志就在十小队。后来,边区人民武装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整编为翼鲁边区鲁北支队。十小队为二营五连。马骏同志任该连指导员,义昌同志任该连二排长。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和弟弟刘振祥及本村一批青年王桂春、王清春、王殿堂等近二十名同学,于一九四0年农历七月中旬参加了八路军。来到了鲁北支队二营五连。我和王桂春同到五班当战士。
    我与义昌相处三年之久,也是我进步最快、懂事最多的岁月,因为我接受了赵义昌如同启蒙老师般的严格而又极亲切的培养教育。我于一九四一年当了班长,并获得了政治生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真是难忘的一年啊!
    全国解放后,义昌同志任济宁军分区司令员。六十年代不幸病故,长眠于九泉之下。据说葬于泉城英雄山下,我怀着对老排长尊敬、钦佩之情,利用离休之余,提笔抒怀,把我能记得起的他的主要生平片断写出来,也作为我对革命老前辈启蒙老师的悼念。

    义昌同志艰苦奋斗,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严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怕新战士执行不好,他要求走到那里就唱到那里、做到那里。他带头为老百姓办好事,只要我军所到之处,庭院干净水满缸。一草一木、一针一线,从无差错,即便偶尔意外有损人民利益,也要照价赔偿。因此,房东大娘把我军比作亲人,日子稍长一些,不知道赵排长的情况,就放心不下,到处打听,或捎口信给赵排长,就说大娘想他了。
    老红军义昌同志,对战士亲如手足、体贴入微、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部队打胜仗之后,人民慰劳改善生活时,总是他碗里汤多,而战士们菜多。他处处严己利人、为人师表,他经常亲自带班查铺查哨,关心战士冷暖,特别对新战士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照应。同时还经常嘱咐老战士多帮多教新兵。我们刚踏进部队时,夜间站岗打瞌睡,赵排长从不摆干部架子,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我们狠训一顿了事,而是循循善诱教育我们说:哨兵是部队的耳目,关系到整个部队的安危。这些话使我们懂得了哨兵的重要作用,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必须百倍警惕、忠诚职守、坚持岗位。
    义昌同志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就拿我入伍的第一天说起吧!我是赤着脚丫,露着肩膀,只穿了一条短裤头,肩上搭着一块擦汗布,冒着大雨来到了八路军营中的。回忆当初,实在难啊!我是一个从生活自由散漫,老守田园的农民孩子,一下子转到天天行军打仗,又有着严密组织、严格军纪的武装集团中来的。从而再要成为一名革命战士,谈何容易。这算得上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大的转折,又是个突然的改变。要迅速适应当时的环境,那就必须迎接一场艰苦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我想,这一切,主要的要靠自己努力,如果加上知己的关照、同志的帮助会更快、更好些。当然,革命阵营五湖四海皆兄弟,何须另外更知己。现在回忆,当初一个很幼稚的青年,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刚刚踏进八路军这个革命大家庭的门槛之后,立刻受到了同志们的热情欢迎,端水端饭、问长问短、笑容可掬,大家还争着送给我小礼物,有的给毛巾,有的送一双袜子,还有的把听政治课时两片纸的记录送给我,上面记载着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
    特别是赵排长亲自给我端水洗脸洗脚,看到我赤着脚,马上把自己脚上的一双半新鞋脱下来,让我穿上,自己却登上了一双前后通风的破烂鞋。看到我光着脊背,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保存得挺仔细的一身旧军装给我穿上。我思绪万千、感慨万分,本来无论谁一个人刚刚到达一个新的环境中,本身就存在着三分怯意,至少是客意吧。可是,我目睹这一切,许多想法全部打消了。深深感到赵义昌排长的无比亲切和八路军这个大家庭里的深厚的温暖。
    由此也使我很快地联想到八路军和我在家乡所见到过的那些国民党中央军,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一九三七年冬,国民党南逃的骑兵连,在我村临时打尖,吃饭休息。他们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打骂士兵,吊打无辜百姓,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亲眼目睹了我村高家的外甥,住红庙街的,正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回家途径我村,也想顺便看望姥姥,正巧遇上这群中央军,就因说话不逊,给他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不容分说,马上吊到树上,群匪乱棍,打得他皮绽肉裂死去活来,若不是乡亲送礼磕头求情的话,定会死于乱棍之下。可是赵排长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军的官却有着天渊之别。他不象个当官的,倒很象个长者。
    赵义昌排长一心想让新战士迅速适应战斗生活环境。当时,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吃不上穿不上。咬牙就能过关,有两大主要问题,必须要解决好。一是行军,二是打仗。尤其是走路,对新兵来说更是难中之难,关键时刻,为了迷惑敌人,就要声东击西,连续行军。短距离行军几十里路,远距离行军或一气还要走上百多里路呢!新战士不习惯行军,脚底打血泡,跌跤更是平常事。行军打仗得不到休息,走起路来光打瞌睡,前前后后,磕磕碰碰,忽而后面撞上前面打瞌睡站下来的同志;忽而自己睡着了停下来,又被后面的迷迷糊糊、闭着眼走路的同志撞上,有的简直碰得鼻青脸肿,笑话百出,特别是月黑头子天气,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行军,速度如果再快一点,那更要大出洋相。
    我也不例外。参军大约有一个月的光景,一次行军途中,发现紧急敌情,因为当时敌情对我军不利,上级决定要立即转移方向,并以快步行军摆脱敌人。我们的口号是,宁愿多流汗,不流血。可是在这紧急情况下,我意外地发生了事故,黑夜行军路面看不清,过一道水沟没跳过去,一屁股栽倒在沟里,扭伤了脚,勉强爬起来,行军成了一大困难。赵排长和班长带头都来轮流背我、搀我行军,我实在于心不忍,但当时也没有其他好办法。我想,环境恶化掉队是不行的,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敌人,还没有等我想完,前方尖兵啪啪几声枪响,紧接着跟炒料豆子似的响起来了。我虽然是新兵,可是已经懂得战斗中一个病号绝不能再连累排长和同志们参加战斗,我马上推开搀扶我的同志说:“快上,我自己能走。”赵排长非常担心我伤重跟不上队伍,所以他极力鼓励我说:“小刘,沉住气,不要怕,咬牙跟着我走,千万不要掉队。”说实在的,就是排长不叮嘱我,我也不敢轻易掉队,就是爬也得跟上部队。在那个鬼世界里,抗日是犯弥天大罪的,倘若被鬼子抓去,那是没有活的。他不会让人死个痛快,不是拿人当活靶子练刺杀,就是让狼狗撕碎,再不然就灌汽油、灌辣椒水,一句话,就是要活活地把反抗他的人折磨死。我由于精神过度紧张,也就觉不得痛了,一瘸一拐,连拖带颠拼命地跟在排长的屁股后面。由于这段时间不长,路也不算太远,我总算跟上来了。枪响了一阵子,敌人被甩掉了。我们还抓了几个伪军俘虏,缴了几支步枪,继续行军到达了宿营地。这时候我觉得脚痛得要命,一看脚脖子肿得好粗啊!别说跑步,就是坐下去再也起不来站不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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