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经济上，我们党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对商业、商贩、作坊收税，对走私的没收。当时德州设有棉花收购市场，对棉花布贩子搞上税或罚款，严重的没收，但也有个别干部乱没收， 犯了错误。在教育上，重视小学教育和教员管理。1942年4月29日，日军对我冀南运西根据地大扫荡。以前和1943年以后都办得很好，让农村教员吃公粮，并在乔上村办了一个“抗高”，培养了不少部，小学教员里面也出了不少人材。
1943年至1943年是灾荒年，群众生活非常困难，部队也实行定量供给，战士只能喝稀饭，吃野菜。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抢粮，我们抗日武装出动阻击敌人，保护群众夏收秋收，同时宣传动员群众快打快藏。那时县委开会吃的是高粱、玉米掺上菜的窝窝头，吃花饼就算好一点的了。后来，我们也搞生产自救，县委机关自 己种地。因为武城靠近运河，收成较好，相比之下还算富裕县，曾调了几万斤粮食给区党委。
1944年，抗日形势好转，日寇开始向铁路沿线收缩，边远据点已经撤离，敌人士气低落，人心惶惶。1943年秋季收成很好，1944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年春天，地委召开全区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指示精神。会后，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向敌人展开了有力进攻。在分区周发田司令指挥下，我们采用挖地道送黑包炸药的战术，拔掉了武官寨据点，把敌人的气焰打了下去。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减息，开群众斗争大会，分了恶霸地主的浮财，镇压了汉奸和那些与日伪有联系并作恶多端的人，群众情绪极为高涨。
通过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有了地位，经济上得到利益，革命情绪很高。后来武城县参军人数最多，这跟以上工作开展的好有直接联系。1945年6月，武城城外的据点都被拔掉了，城内敌人也很恐慌。7月，我们的部队收复了县城，全县境解放，县委、县府随之迁进了城内，住在河西街。
1945年7月至8月，根据党中央要组织野战军准备反攻，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的指示，在军分区司令员周发田、政委刘华清领导下，新组建立了运河支队，下辖武城、故城、枣强县大队；每个大队四个连，共十二个连，李开道任支队长，我任政委。不久，运河支队改编为晋冀鲁豫二纵六旅十八团。武城县大队改编为三营，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生前即在该营九连。
1945年7月至8月，我随运河支队南下离开武城。抗战八年，我在武城工作了七年，在那极其残酷的斗争岁月里，我与武城的广大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亲如一家，结下了深的友谊。有许多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为了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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