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地方武装最大的困难，一是没有武器，二是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还不甚了解。开始，我通过关系找到肖官屯的严文昌，他思想比较进步，在本村掌握有几十条枪，想通过他组织游击队，但他思想上有顾虑，认为条件不成熟，未成功（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以后，我和戚锋同志商量组织游击队的问题。6月间，我们去争取孙芳绪，他是张八师（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的大队长，该大队有几百人，绝大多数是农民，驻在武城清河交界处。张八师师长和戚锋的父亲戚夯是结盟兄弟，刘芳绪是戚锋的姐夫。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去找孙芳绪，同去的有戚锋、戚贫、徐亚南、林颖等。去后，以孙芳绪客人的身份出现，和孙芳绪多次商谈让他将部队带出，成立八路军地方武装。孙表示同意带部队走，但顾虑多，迟迟未下决心（他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八、九月间，冀南军区政治部驻在枣强和尚店一带，我和戚锋去汇报 工作，史秘书转达王光华同志意见说：“国民党要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内有通知，进入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同志，己暴露身份要马上离开。”我们随即撤了出来，张八师马上贴出布告抓戚锋和我，抓住赏几百块大洋。
回来后，我们继续做戚夯（戚锋的父亲）的工作，他虽是国民党员、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过武城县财政科长，家中也比较富裕，这个人有民族气节，赞成支持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在武城有一定影响。经过多次和他商谈，他同意组织八路军地方武装并担任领导。于是他和党支部一起，在游击小组的基础上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群众参军。开始组织了十几个人，仅戚夯家有一支驳壳枪，多数人拿红缨枪。部队成立后，因运河东难以存在，当夜转移到河西小林庄。城里日伪军得知戚夯、戚锋父子参加了八路军，即抄家封门，全家人被迫迁到河西。在这支部队的建立中，戚夯、戚锋父子经受住了考验，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部队开始在武城、清河边境一带活动。当地群众因时常遭到伪警人员的催粮、要款、敲诈勒索和土匪的抢劫，都盼望八路军来。部队首先狠狠打击了外出作恶的汉奸及伪警人员，缴获了几支枪，在吕华庄以南杀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对极个别不法地主实行罚款，也适当进行征粮征款。这行动大快人心，鼓舞了士气。这样群众很快发动了起来热烈拥护八路军，部队也发展到了三、四十人。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经上级批准，决定成立抗日政府和县独立营，区长戚夯兼独立营营长，教导员王新，副营长刘远光，连长戚贫，指导员戚锋。独立营成立后，即袭击了陈庄伪警察所，敌人毫无准备，缴获了一些枪支和物品。春节前后，又袭击了河西街伪警察所。在要庄以北的一个村子里，消灭了一股土匪，有 几十人，都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再没有成股土匪活动。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一个李班长（李家户人）。
当时，武城的形势是，县城和城东被日军占着，城北是国民党收编的薛子文和胡和道部；我们只能在城南地区活动（二区、三区到清河边）。
1939年冬，原石友三部队的高庆生、刘汉连因不满国民党军队的压迫和积极反共等倒行逆施，带着一挺机枪来参加了革命队伍。由此，县独立营有了第一挺机枪，加强了部队的火力。高、刘二同志来后，作战一贯勇敢，立了不少战功。这样，部队很快展到一百多人。有了抗日政府和人民的地方武装，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一定的保障，使武城南这块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遵照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冀南讨逆战役取得了胜利。我们这一带，薛子文和胡和道的部队南逃，其中大部分被消灭，少数逃过了黄河，薛子文个人回来后，参加了革命队伍，我们随即收复了武城城北地区。在讨伐石友三战役中，县独立营配合主力南下到广宗威县一带，战役结束后部队返回武城。这时形势很好，根据地扩大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积极拥军，部队也得到了发展壮大。1940年春，经上级批准，武城成立县委、县政府、县独立营改编为县大队，张宝山任大队长，王新任政委，全县除一区（在河东）外，二、三、四、五、六区都建立了区委、区政府和区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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