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我由三地委调回我的家乡商惠县任第四区区委书记，领导本区军民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地骚扰打击敌人。
大概是1944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到黎行村支部书记赵连辉同志家中联系工作，适逢他的姐夫张少堂同志来此探亲。他也是我的战友，我们高兴地谈论了许多问题。午饭后，他们家人一起聊天，我因为连续开了几夜的会很疲劳，便去午睡了。
忽然，赵家的人将我唤醒，说敌人的“扫荡”队已进入村中，张少堂已经走了，让我赶快避避。我一骨碌爬起来，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了敌人。我迅速地返回院中，打算顺木梯上房逃走。不巧，木梯被邻居借去了，无法上房。我随即跑到磨房，准备将土坷窗的土坯捶开，爬入赵延河家，钻进地道逃出去。可土坯还未打通，敌人就冲到院子里，我向外刚一探头，就被敌人围了起来。我说是赵家的女婿，日本鬼子听了翻译之后，就端着枪冲着赵大娘（赵连辉的母亲）的胸口吼叫，老人面对敌人的刺刀毫无惧色，十分镇定。一口咬定我就是她的女婿，在归化街当小学教员。这时，敌人正准备放我走，宪兵队来了。这些狡猾的敌人，在周围邻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盘问。问赵家的女婿今年多大岁数？邻居都如实地说30岁。这帮汉奸见我只20来岁的年纪，便认定我是抗日的工作人员。先是一顿毒打，然后将我带到四区的梁家村吊了一夜。次日，押到龙桑寺据点。将我吊在了据点的马棚内，下午又押到了据点东边的伪区公所内。
按他们的惯例，我应属政治犯，可是却将我押在了伪区公所。这是宪兵队长高冠儒玩弄的诡计。他名义上是区长，可伪区队的兵权却始终属他掌握。这天的下午，高冠儒对我进行了审讯。他老奸巨猾，笑里藏刀。我一进门，他就耍着花腔：“哎唷，对不起了，怎么捆成这个样子？让你受苦了。”遂命令部下赶快松绑，并奸笑着说：“老朋友，请坐！"
我始终不吭一声，他见我不理会这一套，又嘻皮笑脸地拿起一盒高级香烟：“请抽烟。”我连看也没看他。
他收起香烟，正式问话开始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
“ 姓李。叫李云庆。才从北边调来四区区公所当文书。”
“家是哪里的？"
“庆云县。”
他阴阳怪气嗯了一声，说：“你是李东升，在四区任区委书记。家是古佛镇西的姚家，对吧？"
这时，我发现敌人已经知道了我的政治身份，但还是不承认。
稍顷，高冠儒命令士兵把东西拿来。一会几个士兵拿来了一个破钢笔和一枚木制印章。高指着这两样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说：“老朋友，这是你丢的，我已代你保存了半年多了，你再拿去用好了。”
我瞥了一眼那两件东西，这确是我有一夜遭敌追击时丢失的。我走过去，故意拿起来看了又看，故作认真地说：“噢！原来如此。这确实是李东升丢的，因为李东升的模样与我相仿，你张冠李戴认错人啦。”
姓高的见我这么说，又命令进来的十几个宪兵，问我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高冲着这些宪兵问：“这个人是你们的老朋友，认识吗？"
高的话刚落地，当即有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认识。”
我仔细瞅了一下，这些人中只有范绍武我认得，其他没有印象。但因为我全部否认，他没再继续问别的什么，便命令部下将我带走。并假惺惺地说：“他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切勿慢待。”
宪兵们将我押到他们的宿舍里，我就侧身倒在铺上休息。天快黑的时候，从外面走进了一个小头头样的黑大汉。见他进来，一个宪兵问：“干啥去了？"
黑大汉说：“抓人去来”
“抓什么人？”宪兵又问。
黑大汉见我躺在铺上，好象不便言表，反问那个宪兵：“他是什么人？"
有人回答说：是刚刚捕来的。黑大汉有些气恼，说：我们这里又不是监牢，为什么放在这里？"
“这是高队长的命令。”又有人回答。
他张牙舞爪地说：“令个蛋！给我弄出去！"黑大汉的话刚出口，立即上来三四个人将我拉起来，解到了东南角的岗楼内。
这个岗楼位于最高点，站在岗楼上，方圆几里可以一目了然。岗楼上没有门，仅派一个兵轮流看着我。我心里琢磨着，这个地方倒可以利用。
夜晚，伪区公所内灯火通明，嚼里叭啦的打牌声不时传来。将近九点的时候，高冠儒打电话向其上司汇报捕到我的经过，准备上解商河城。由于高讲话的声音很大，所以断断续续传到我的耳朵。近11点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敌人大都入睡。约在两点时，轮到我熟悉的范绍武当班。这个家伙有个外号叫“潮毛根”，原在我县侦察站做交通员，非党员。后来被捕，被敌人利用当了宪兵。这小子没政治头脑，讲江湖义气。因为下雨天气很凉，他上班时披了一件棉大衣，可还是冻得直打颤。我借机和他拉呱，并用讽刺的语气说：“不要当了宪兵，扛上一个火棒棍子就不认人了。”
他说：“哪里对不住你？"
我说：“你穿着大衣不冷啊，可是我冻得难受。”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的大衣给我穿，你再去拿一件就是了。”
他当即去借了一床棉被给我盖上。我又说了些感激恭维的话。稍顷，我又说：“伙计，冷是不冷了，可你们绑得太紧，血都快不流了，请给我松松绑。”
他说：“不能松，你要是跑了怎么办？"
“你这个人，当了宪兵就不认人了，你还不知道我啊，我宁肯一人单，决不让二人寒。你给我方便，我怎能给你添麻烦，对不住老朋友 呢？再说，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你放心，我不会跑的。”
他听我这么一说，就给我松了绑绳。可是我的手还是够不上绳扣，于是又央求他：“你做好人要做到底，这样还是太紧啊。”
他摆着手说：“不能再松了，高队长来查岗碰上怎么办？”
我说：“深更半夜的，没事就是了。我盖着被子，你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说来说去，他又给我松了绑绳又说了几句话，我假装睏了。一会儿，我佯出鼾声，结果由于疲劳还真打了个盹。我强压住睏神，睁开眼一看，这小子狗坐着睡着了。我听周围没有一点动静，便急忙解开绳子，拴在犬身式的砖墙上，顺着溜到了外边，撒腿跑到了赵家村，通过村干部找到了区长赵瑞生同志。
次日，便听到伪区公所的人传说，昨天在四区逮了一个干部，不是区长就是文书，结果给跑了。
就这样，我又侥幸地第二次脱离了虎口，回到了同志们的身边。
光阴似箭，岁月易逝，一晃40多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建国后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不知使我遭受了多少磨难和坎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戴高帽，整整折磨了我20多年。
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经过反复地内查外调，终于洗清了我几十年的不白之冤，我由衷地感到我们党三中全会后所确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线，是无比正确的路线。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共产党员，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伟大信念。
老骥伏枥，我甘愿把有生之年的余光，全部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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