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阳信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任商、惠、阳三边区委（归商河县委）书记，1943年秋调回商惠县（即原商河县辖区）任第四区区委书记。这篇短文，是我在三地委秘书处和商惠四区工作期间两次被敌人逮捕，又先后脱险的真实记录。
第一次被捕和脱险
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有计划地完成了对冀中和冀鲁边二分区的大规模“扫荡”之后，于2月3日，又集中驻济南的中将师团长细川中康、驻天津的第九混成旅少将旅团长滕岗武雄、驻惠民的联队长野夫水清，以及德州、沧州等地日伪军2万多人，对我三分区进行空前规模的血腥“扫荡”。他们将合围点集中在庆云县的铁营洼。反“扫荡”战斗中，我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庆云县县长武大风等300多名同志壮烈牺牲。
此后，侵略者又在铁家营一带安置据点，增设军事设施。一时间，据点、岗楼林立，公路封锁沟纵横交错。我对敌斗争的环境日趋恶化，党的活动愈加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上级领导决定将三地委秘书处转移到庆云县四区柴林庄一带活动。为了适应这严峻的形势，扭转党报不能及时发行和采访报道一度中断的被动局面，决定成立《冀鲁日报》第三办事处。接受任务之后，我便到了《冀鲁日报》社址（当时在无棣狼虎庄一带）请示工作并领受了具体任务。几天后我又返回了秘书处。
1943年7月的一天，我们住在庆云四区的益寿村。早饭后正准备办公时，忽然，村长（共产党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根据情报，几个据点的敌人已经出动，请你们注意啊！"
村长走后，我们当即决定停止办公，并迅速把公文、密件、印刷机具以及帐册报表等等所有能引起敌人注意的东西全部埋藏起来。还想借锄头同群众一起下田劳动。但又考虑到十几人一同出去目标太大，倒不如弄清情况之后再相机行动。于是，我与张登赢科长及通讯员小王一同出发。小王到村西侦察，我和张科长到东南面侦察。
我跟张科长刚行至村头，突然，从我们背后蹿出七、八个敌人，端着枪对着我们喊：“喂！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举起手来！"
我们一回头瞅是敌人，便撒腿向西南方向跑。敌人见我们跑，就边追、边喊、边射击。俺俩依靠着枣树的遮护，拚命地奔跑。由于我们来此不久，对地形不熟悉，跑着跑着就进了开阔地带。这时，南面的敌人听到枪声也朝这边包抄过来，形成了扇形包围圈，再想跑掉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们略合计，商定以“二人素不相识，在村边看小孩们走四顶（下土棋）相遇的”来搪塞。商定后，我又对老张说：“今天到了党考验我们的紧要关头，宁肯流血，掉头牺牲，也决不能贪生怕死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作民族的败类！"老张同志坚定地回答：“好 吧！决不做民族的败类！"
随后，我们即分头向两边跑。没跑多远就被敌人抓住了，当场遭到了毒打。他们边打边问：“有没有枪支、文件？”我们说：“没那玩意。”他们没得到满意的答复，随即把我们五花大绑，押解到了小仁家据点。
当天下午，有一个穿便衣的家伙站在监狱门口询问我叫什么名字？在什么机关？你作什么工作？我谎称说叫王立仁，在庆云县四区农会当事务员。他用手指着我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克！”我没有回话，心想：“算你猜对了。”
过了一两天，敌人把我带进了刑讯室。两三个敌人的头目坐在台子上装腔作势，打手们手持牛皮鞭、扁担、杠子分列在两旁。室内还设有老虎凳等刑具，其场面令人生畏。但我 已作好一切准备，毫不感到畏惧。他们一连串的问话开始了；“你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啊？经何人介绍参加的共产党啊？"
由于在村外逃跑，已经暴露了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便应付说：“参加工作不长，没人介绍入党，刚从南面调来，还未分配工作”因敌人并未掌握我的真正身份，一时也无计可施。
紧接着又问：“庆云县长是谁？”这是明知故问，因当时县长的名字是公开的？我便回答：“是石景纯。”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
“根本不认识，连面也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叫石景纯呢？"
“是从墙上的布告看到的。”
“庆云的县委书记是谁？"
“不知道！"
“区农会主任是谁？"
我编了一个假名字。敌人当即说：“你在撒谎！区农会主任不是刘冠英吗？"
我知道敌人是考证我是否说实话，其实农会主任的名字他们是知道的。
我说：“我实在不知道，我说的也可能是他的新化名。”
敌人又问：“你看过什么书籍？"
我说：“看过的书不少，有《七侠五义》、《三国演义》、《岳飞传》，还有抗日斗争的故事书。”
“你看过联共党史吗？"
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敌人又解释了一下。我仍然说从未听说过这本书。
敌人见审不出什么名堂，便用皮鞭抽压杠子进行逼供。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开口。顿时，鞭子如雨，杠重如山，我昏了过去。
后来，敌人又泼凉水把我弄醒，但我始终没说一句他们想要的话。过了不几天，敌人又进行了第二次审问。审问当中，敌人软硬兼施，妄图诱降，说什么我们已调查清楚了你的情况，如说了实话证明你是老实的，愿意在我们这干几年也可以，愿意回家也行，由你自选。如果仍不说真话，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吃皮肉之苦不算，小命也休想要了！
“我讲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
“你小子是属牙膏的，不用点劲你是不说实话的。”敌人说着，便对我施以重刑。他们张嘴啮牙地嚷着，喊着：“老虎凳是不吃素的，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敌人的逼问也越加升级：“你到过什么地方？认识哪些干部？"
“一个也不认得！"
“你有什么文件？有什么办公用品？"
“从南边调来时只有一枝钢笔和一个日记本，用小布包包着。”
敌人听了大喜：“那好，我们派人跟你一块去取来。”
我说：“临来的那天夜里，我住在一个村的老百姓家里，怕你们去扫荡，就埋在了灶火膛内，第二天起得晚了，被房东老太太做早饭给烧掉了。”
“是哪个村子！"
“半夜进的村，弄不清。”
敌人想从这里打开缺口，但仍是枉费了心机。他们使尽了手段，结果毫无收获。
在监狱里，我牵挂着同志们的安全，牵挂着工作的开展，想到党把办好报纸加强宣传的任务交给我，还没全面展开，自己却身陷魔掌。每天晚上一闭上眼，就看到战友们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庞。一静下来我就想，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牢房也可以成为斗争的战场。我了解到一同坐牢的狱友除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根据地的农民群众，是可靠的力量。考虑到对敌斗争的复杂性，我首先通过交谈了解他们对我党我军以及抗日救国的态度，然后进行帮助教育。向他们阐述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大淀村有个姓李的青年难友，开始被关进来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的哭泣，听了我讲的抗日道理，逐渐坚强了起来。他的岳父是三地委的秘密交通员，后来这个姓李的青年出狱后，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岳父，他岳父很快转告了三地委秘书处，使党组织及时了解了我被捕后与敌斗争的情况。
我与张登瀛同志在小仁家据点被囚禁了半个多月。由于二人回答的口供互不相干，敌人未发现我们的工作关系。有一天，敌人将我和张登瀛同志押解到庆云城，当走到城东关外一个小茶馆的时候停下来，一个带匣子枪的头目先进城去联系，回来后，仅将登瀛同志一人押进了庆云城，又将我押回了小仁家据点。不知敌人耍的什么鬼把戏。
解回小仁家不几天，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到监狱门口和我认亲戚，对我说：“听说你被捕了，关在这里，特地来探望你。”
我说：“谢谢你，可我根本不认识你啊，我在这里无亲无故。”
这个人也没再说什么，尴尬地走了。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未能入睡，惴测敌人到底玩弄什么阴谋诡计。
又过了几天，管理监狱卫生的王老头通知我到队部去过堂。这倒使我生出许多疑问，前几次提审，总是由挎着匣子枪的人押着，这次由他一人赤手空拳带到队部，不知又耍什么花招？到了队部，敌人头目笑嘻嘻地说：今天放你回老家啦。”我以为是不祥之兆，可他把我带至另一小屋，指着一个人说：“这是你的亲戚，跟他走吧。”我感到莫名其妙，总觉得不放心，便说：“上次我已见过他了，此地我没有亲戚，也根本不认识他。”那人听后笑着说：“我们确实是亲戚，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了，我们走吧。”说着，还跟我使眼色。我想，随他去吧，看他有什么花样。走出据点约一里多路，他说：“同志，我是来救你的！”我说：“对不起，你来营救我，可我还不知你老兄尊姓大名呢？”
他便笑着说：“你这个人啊！我叫马国瑞，是县情报部门的，受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和石景纯县长的委托，通过据点的伪军关系来营救你的。在据点里不便讲话，让你放心不下，请放心好了。”我一听，此情此景再也按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同志，谢谢你了！刚才我心里还把你当敌人咒骂呢，真对不起，请原谅。”
被营救出狱后，我通过柴庄村的党的地下线杨玉祥同志找到了三地委秘书处，详细汇报了被捕前后的经过和坚持斗争的情况，很快恢复了党的关系。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被营救回来的张登瀛同志和以前在刘华丰家战斗中被捕的原组织部长李援同志．三人相见，激动万分。党的及时营救令人感激不尽，回到党的怀抱更觉温暖。大家表示，今后一定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争取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