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们派手枪队员刘风鸣、张挺文利用赶集的机会，化装进了据点。这天他们走在街上，正好碰上几个特务正向赶集的群众盘查示威。他们俩悄悄赶到前面，出其不意地开枪击毙了那个最坏的。其余几个家伙见状吓得筛了糠，边跑边喊，狼狈逃窜。他们俩又向空中连放几枪。赶集的群众一轰而散，窝蜂似地乱跑。他俩也趁势随着群众出了据点。
我们打听到特工队的小头目郭玉山，时常晚上离开营房，同据点内的流氓一起喝酒打牌鬼混。我们想寻机整制他一下。一天夜里，我们由当地群众引路，又一次进了任家据点。经过巧妙的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抓住了这家伙。
城里的鬼子为了支援任家据点，计划在庆云任家据点之间，靠公路的波张村修建一座碉堡。敌人抓人筹料，抓紧施工。而我们则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千方百计不让敌人修成。敌人白天押着群众脱坯搬砖，我们则在夜间发动群众砸碎；敌人白天修筑，我们晚上扒倒。反复多次，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计划。
对于汉奸伪组织人员，我们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我们的方针是：打击特工队，瓦解警备队，争取伪组织人员。并根据外地经验，还采用了记“善恶簿”、点“黑红点”的办法：即做好事的记善簿点红点；做坏事的记恶簿点黑点。做好事的为其保密，写事不写人；做坏事的既写人又写事，张榜公布，夜间贴在据点的大门上。我们还利用各地的邮政代办所，在寄往据点的伪军私人信件中，装进各种宣传品，劝告伪军人员不要为日本鬼子卖命，不要当死汉奸。我们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他们进据点把当伪军的人叫 回来安份度日，如果一时脱不开，也要教育他们尽可能地做好事不做坏事。只要做到这些，抗日政府不加追究。这样做的结果使一部分伪军人员改邪归正，还有的回了家，大大涣散了敌人的军心。
瓦解敌军的工作虽大见成效，但为非作歹的仍不乏其人。据村干部们反映，任家据点维持会的傅连壁，是当地人，六亲不认，对群众态度恶劣，并有敲诈行为。于是我们第三次进入任家据点，以傅的亲戚名义，到维持会找他办事。这家伙一走出大门，就觉着有点不对头，刚想往回走，我手枪队员当即掏出枪来，命令他跟着走。这家伙乖乖 地跟着出了据点。来到根据地大淀，我们对他进行了教育，晓以利害，指明出路又放他回去。从此，任家据点的伪军老实多了，再不敢公开骚扰和伤害我抗日军民。
由于敌人据点林立，层层包围着根据地，给我们开展抗日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打开局面，我们便利用“两面乡长”控制据点情况，打击罪大恶极的坏人。当时的村保长大部分都是由村党支部和村干物色的人员来担任。他们表面上应付敌人，暗地里为我们侦察情 况。但也有少数死心踏地为敌人通风报信，他们作威作福，欺压群众，给据点的敌人当耳目和爪牙。我们如果不把这些作恶多端的东霸天、西霸天、地头蛇、流氓恶棍搞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就打不下去，抗日工作也难以开展。如胡家店的胡乾元、中王家的王锡林、小唐家的刘 五、小屯的张子涛就是这类人。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先后把他们除掉。
我们在开展反“蚕食”斗争中，一方面选择时机打击敌人，一方面做好群众工作。我们普遍召开了各村由干部和群众参加的会议，进行形势教育，组织和武装群众，制定抗日爱国公约，发动群众自觉地配合我们进行反“蚕食”斗争。因此，群众曾多次协助我们围困和封锁任家据点，破坏庆——任公路，截断任家与庆云城的联系。每到夜间，各村群众轮番配合区队用手枪、土炮向据点射击。尽管我们还不具备攻克敌据点的条件，但这样做也达到了封锁、恐吓、扰乱敌人的目的，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个据点的敌人终于在1944年夏，被我们赶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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