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刘格平同志曾在这里领导过有名的马颊河河工罢工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这一带我们组建抗日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四区的人民为抗日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整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敌人对这个地方加强了控制，冀鲁边三分区辖有七个县：南边商河、阳信，北边盐山、新海（黄骅），西有靖远，东有无棣。我们在商河、阳信的活动范围不大。盐山、新海地 广人稀，情况复杂。无棣全境为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地方土顽六旅张子良部一万余人所盘踞。日伪顽互相勾结，经常“扫荡蚕食”骚扰进犯这地区。庆云四区长期处于两面夹击之中，斗争异常困难。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伪六旅张子良部被消灭之前，这个地区的斗争还是极其尖锐激烈。
艰苦的岁月
1942年和1943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两年。由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日寇有机可乘，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师“扫荡”，实行残无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继而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大“扫荡”、大“清剿”等手段，妄图举消灭我抗日武装。1942年夏季敌人对鬲津县的大“扫荡”，冬季对乐陵县铁营洼大合围，1943年春季的分水王大合击，使分区党政军负责人和三分区领导机关都受到重大损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在庆云县严家务、宁津县张大庄、乐陵县大桑树等几次比较大的战斗中吃了亏。这时冀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被迫撤出宁（津）乐（陵）东 （光）南（皮）一带的老根据地，转移到盐山、新海一带活动，后又撤到渤海湾的孤岛。邢仁甫叛变后，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猖狂。我们部队的活动也更加困难。主力部队只好化整为零，分散坚持斗争。领导机关实行精简，以加强充实基层。
1943年初，我在区党委当秘书干事，跟随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同志从新海南下时，被留在庆云县工作，任县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区区委书记、区中队政委。当时，庆云四区境内和边界已安若干处敌人据点：西面庆云城是日军据点，板营枣元桥南台是伪军据点，月阳桥有敌碉堡；东面无棣城大庄、车镇是国民党顽军据点。全区的中心还有一个任家据点。敌人的公路四通八达，像蛛网一样，给我们活动造成极大的困难。我以前长期在领导机关跟随大部队活动，今后如何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这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一年，日寇在敌后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施行逐步蚕食的政策。庆云县城日本宪兵队和其他伪军据点，都建立了特务工作队，不断出来骚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我基层抗日组织，逮捕地方抗日工作人员，妄图把我根据地变为敌人随心所欲的敌占区。他们的活动也变得诡秘起来，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公开的，有时秘密的，有时大股武装，有时是小股或零星便衣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地方工作人员接连被捕。我们虽然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不但没有丢失，相反地挤走了敌人一些据点。
在这一年里，我地方工作人员活动非常困难，既警惕特务的偷袭，又躲避“扫荡队”的包围。敌人到处布设暗探，对地方工作人员跟踪盯梢。同时，各据点的敌人还采取拂晓包围村庄的办法，把群众从家里赶出来，看着不顺眼的就当做“八路”带走。为了躲避敌人，我地方工作人员常年不在村里睡觉。炎热的夏天，到青纱帐里露宿；严寒的冬季，在野外挖的地窖里过夜。在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仍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极其艰苦的斗争。
1943年7月，根据当时形势，上级决定撤销无棣县抗日政权机构，将无棣二区归并于庆云四区，人员武器统一归四区调配。我问专员王道和：“这样一来，四区的边界到哪里？”道和同志笑着说：“这看你们的本事了，你们向东开辟到哪里，就到哪里。”
面对敌人疯狂的“蚕食扫荡”，我与区长胜崑崙同志商含量，决心要打开局面，不能消极地隐藏、躲避、钻地窖、睡荒野，要针锋相对，主动地打击敌人。这时的区中队仅有两个班，30几个人，武器多数是土造步枪。我们想方设法从天津买来一支匣枪，共五支驳壳匣枪，两支手枪，两支马枪，有的拿着单打一折枪，有的只背两个手榴弹。可是，我们凭着人熟地熟，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拉起了武装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我们组织了手枪队，邀请从部队回来在家养伤的张学诚当队长，我与胜崑崙同志亲自带领。所谓手枪队连我们两人算在内，才只有十个人。但我们必胜的信心很足。我们昼夜转好多个村庄，忽而从南到北，忽而由西向东，有时我们还到敌人的据点跟前转，时常突然插进去，奇袭敌人。宣传发动群众，做好抗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