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上午，南下新闻干部分队在赵扬的带领下，开进位于杭州众安桥的国民党东南日报社，同谢狱、戴戈之等地下党同志会合，同随后陆续来到的梅寒白、方福仁等游击区的同志以及部队的新闻工作者会合。在陈冰社长、赵扬副社长的领导下，几方面力量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接管和浙江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创刊初期的报社工作和生活，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紧张、团结、清苦。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不分彼此，没有隔阂，上下级、各方面的同志都相处融洽，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当时我们都是新手，偶尔在老记者带领下，也外出搞些采访。一次，一位老记者带着我们中的一位新同志去铁路闸口机务段采访。当时，杭州市南星桥三廊庙至闸口还不通公共汽车，只得步行。这位新同志在出发前有些发烧，途中体温增高,步行很吃力，那位老记者就搀扶着他，一直走到目的地。当时还不满20岁的谭铁民同志，南下时自己带来一架照相机，学习摄影，后来作为军事摄影记者的助手，随军采访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不料途中得了病。组织上十分关心，特地派人护送到南京，把小潭的病治好，使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来成了著名的摄影记者。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创刊初期，给我们印象最深、也是受教育较大的，是报社常开的两个会。一是民主生活会。部门和党团小组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大家围拢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先由本人作自我检查，有没有违犯纪律的事？同志关系如何？等等。大家都愿意谈思想，讲心里话，然后开展批评。尽管批评不留情面，但对事不对人，会后仍然和睦相处。二是每逢报上出了重大差错，都要召开全编辑部大会，由有关责任者向大会作检讨，然后接受大家批评，共同分析出差错的原因，应该汲取那些教训，今后如何防止差错。会议既要求严格，毫不含糊，又与人为善，改了就好。由于报社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健康的，大家保持了老解放区的好传统、好作风。当时，生活确实清苦，较长一段时间内，睡地板，睡“舞台”，后来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间房多人住，且有不少人睡高低铺。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干得很起劲，心目中只有工作，很少想别的，很少有节假，经常是忙了一天，晚上“挑灯夜战”，夜以继日。“众安桥的灯火”这个说法，就是缘此而来的。
浙江日报创刊初期的体制，完全按照解放区报社的体制建立，采编这一块，分编辑部、采访部、通讯部。编辑部主要任务是编发稿件，由杨小林、吴江同志负责，编辑有索鹏飞、于彤、华逖西、王良，谢狱和苏东编副刊；加上编发通讯稿的新华社丁菲等同志，整个编辑部不过七八位编辑。采访部，由部队来的洪流同志负责。当时报社汇集了一批有较高知名度的记者，如七兵团的军事记者阎吾、新华社的林麟、新潍坊报的于民生等。另外，还有两位特派记者张白怀和周冷，也很有影响。原东南日报的一批记者，后来也参加浙江日报的工作。采访部的人员变动较多，阎吾、林麟和于民生不久离开报社，有的到了抗美援朝前线。
通讯部是当时人数最多的一个部，由高光、梅寒白两同志负责。我们两人和毛荧同志都在这个部里，被称为“内勤”。主要任务是发展和培养通讯员，建立通讯网。具体说就是与通讯员建立经常的通信联系，组织他们撰写新闻报道，还要对他们进行新闻业务辅导，这是老解放区办报的传统。这对于刚解放的浙江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一个一个单位跑，一个一个人做工作。要向他们解释新旧报纸的区别，宣传全党办报的方针，增强他们对做党报通讯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还要经常下工厂，着重做好发展工人通讯员的工作。平时联系和培养通讯员，主要采用写信的方式，对通讯员的来稿提出改进意见。
写信，要诚心，又要热心，要像写给最要好的朋友那样。有时一封信要写上千字，甚至更多，比写家信还要仔细、周到。时间久了，每位“内勤”都交了一批通讯员朋友，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当时，报社领导十分重视群众工作，高光同志经常检查我们给通讯员写几封信，写得如何，组织了几篇稿件，质量高不高，好则表扬，差则批评，有时高光同志还亲自阅改我们写给通讯员的信，要我们将修改的信誊清后发出。高光同志那深夜灯下阅改信件的情景，至今未忘。那时，通讯部定期召开情况汇报会，陈冰、赵扬等报社主要领导经常来听取汇报，给予指导。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大家的努力，浙江日报的通讯网得到较快的发展，全省城乡和各行业、各部门中有了６０００多名通讯员，成为全国当时拥有通讯员最多的省报之一。这是使报纸得以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全省人民斗争生活的主要支柱。
回顾报社创刊初期做通联工作这段历史，倍感珍贵和亲切。我们从老新闻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中，不仅懂得怎样做好党报的群众工作，而且开始摆正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在群众中的位置。这对我们来说一生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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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韶羽 山东烟台人。高级记者。1949年5月随军南下杭州，参与《浙江日报》创刊，先后担任记者和工业交通、政法文教、理论等部门的领导工作。曾任浙江日报社主办的《经济生活报》副主编、主编。
谷云冰 山东泰安人。高级编辑。1949年5月随军南下，参与《浙江日报》创刊，历任记者、编辑、副主编、主编等职。主编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离休后担任新闻实践编委会副主任，对新闻理论作了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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