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敌人不注意儿童活动的特点，县委决定建立红孩子队，指派已被吸收为党员的我，为红孩子队队长。队员有糖坊村的宋光仑、宋光增、蔡德温、宋植震、蔡德良，后来又增加了许家庄的许本利、许本林，小刘庄的刘振河等。队员年龄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岁左右。
红孩子队这个名字是县工委定的，它不同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儿童团，是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儿童战斗队。红孩子队由县委直接领导和布置任务，与糖坊村支部不发生关系。
唱歌
唱抗日歌曲，在根据地不足为奇，但在敌伪占领的临邑城郊，就要冒很大危险。我们唱歌，大都是在晚上，这时，下地干活的回了家，敌人在城里也不敢出来了。我们唱的歌有：《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日本鬼子兵，残暴真恶凶》、《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流亡三部曲》等等。
唱抗日歌曲，村里也有少数人不支持，怕惹了祸受牵连，有的家长硬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去，个别坚决反对唱抗日歌曲的，并威胁我们说：“你们这样唱叫皇军听到要杀头的！”我们红孩子队面对这一切毫不示弱，相反的，越唱越有劲。我们的歌声确实起到了鼓舞人民群众抗日热情的作用，有不少大人也同红孩子队一起唱起了抗日歌曲。
不足百户人家的糖坊村，参加地下党的有十四、五人，参加八路军的六人，全村只有一人在商河城里当伪军，每次回家也不敢公开露面，而且很快也在我地下党的教育、争取下，当了八路军。所以那时周围就称糖坊是抗日模范村。这也是县委能够在离县城仅三华里的敌占区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募捐
临邑县工委建立不久，既无政权又无武装，上级也没有经费可给。工作人员连想都没有想过什么工资待遇。县委的几位主要领导成员，吃穿也完全靠自己家中去解决，有时还要支援外来的同志。党员同志之间在经济不分彼此，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能吃饱饭就算不错了，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搞抗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指示我们红孩子队进行摹捐，来弥补抗日经费的不足。
我们募捐的口号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人出人，有钱出钱。但是向哪些人募捐、怎样进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不懂仆么工作方法。只知道中国人应该爱国，对日本侵略者应该反抗，我们就凭这个道理去募捐。
开始我们有点怕，怕人家不相信我们这几个十几岁的娃娃，怕人家不肯给，我与宋光仑、宋光增、蔡德温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先选定几个比较富裕的对象。第一个找了宋长亮爷爷。他支持抗日，在村里有威望，人也和蔼，估计不会落空。当我们向他宣传抗日救国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时，他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也学起打鬼子的事了，好！”很痛快地捐了些钱。这下子可给我们壮了胆，我们用同样的办法找宋长清、蔡润、秦传正、马珍、张宝善几位爷爷和蔡长录等人募捐。除了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还宣传宋长亮爷爷带头捐献的事等等，这一活动便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我们还冒险到城东关的伪镇长那里募捐。伪镇长的家在东门外，是日伪军经常出入的地方。我们去了五个人，两人留在门外放哨，进去了三人。当时我们想，伪镇长能拿出点更好，就是不给，也起到宣传作用。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先是讲，这里是城里，你们不要到处乱碰，接着从身上拿出钱给了我们。拿到了钱，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路上在心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回到学校。后来我们听说，这个镇长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而是个比较开明的士绅。
联络
县委成员分住三处：书记马冲、民运部长宋光辰和青年委员尚精诚住糖坊；组织部长张继孟、宣传部长张剑三、还有张海兰同志住张仙白家，李湘贤住贾家庄。县委有些联络的任务，常常由我红孩子队承担。
我们去这几个地方送信，往往是以走亲戚或以割草为名，把信藏到草帽或草筐里。为了不引人注意，来回路线没有规律。张仙白家是地方匪团“杨二团”活动最猖撅的地方。这个匪团恨“八路”更恨“暗八路”。县委委员李湘贤和他带去的一名小学生，就是被他们抓住活埋了。因此，我们去张仙白家送信，先要到路家庙李光喜家落脚，了解杨早团是否正在这一带活动，然后再走。到张仙白家又要先到地下党员乔曾家，而后再去张海兰或张剑三家。每次从张仙白回来，都由张海兰或张剑三送出庄外，告诉我走哪条路。
在红孩子队执行联络任务时，县委的指导很具体、很明确，在紧急情况下，指挥也十分果断。1939年“一七•七”那天早晨，尚精贵为首的几个人进城，消灭了守卫东门的一个伪军班。由于尚精贵、何凤岐二人都是城里人，而且那天还和东关一个名叫路望子的互相点头打招呼。县委担心事后尚、何二人家受害，就决定立即要我到城里， 通知他们两家人赶快转移，并明确指示叫他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带，暂到亲戚家躲避几天。叫尚的家属从南门出城， 叫何家的家属向西走，走得越快越好。指示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他们家属走出家门，然后回来向县委汇报。我进城看到群众惶惶不安，日伪军惊慌失措，城门上下布满岗哨。进出城门的行人，不管大人小孩都严加盘问，气氛非常紧张。我以看娘姨的理由混进了县城。完成任务以后，出西门从刘江家、小冯家转回糖坊。事后听说，路望子被日本宪兵抓去了。虽然他没有供出尚、何二人的情况，但是县委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
革命斗争锻炼了红孩子队员，白天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怕。 可我们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娃娃，晚上外出，还是有些害怕，怕碰“鬼神”。有一次，刚吃过晚饭，去贾家庄给李湘贤送信，回来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李湘贤把我送出村西头，我的心就“怦怦”乱跳起来，走着走着，好象后面有人跟着。我不由的越走越快，后面象是越跟越紧。我不敢回头看，脑子里尽出现鬼神的传说，眼前晃着庙里那些鬼神的凶象。快到小刘家北面的关帝庙时，头皮发炸，竟拔腿飞跑起来。到家已是满头大汗了，真是自己吓自己。
放哨
我们红孩子队不能象根据地的儿童团一样，拿着红樱枪在村头公开地站岗、放哨，而是暗设侦察传递哨，来监视城里出来的日伪军动向。糖坊村是敌占区，离城很近，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几次，有三五成群的日伪军进村来骚扰、抓鸡、要钱粮。因此，在村西头和学校门口经常设有红孩子暗哨，只要从城里出来日伪军，进村前，县委都能知道，村里几个不稳定分子出村，县委也能及时掌握。敌人很狡猾，为了抓共产党，常常搞突然袭击。
1939年“七、七”那天，也就是尚精贵为首的几个人消灭东门一个伪军班的那天上午，伪县长张光沫带着骑兵，其中还有几个日本鬼子，出东门追到王落户村（糖坊东北三华里），又从王落户村直奔我村而来。到了学校门口停下来，几个鬼子立即端着枪闯进学校。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敌情，由于事先没有发觉，县委的几个领导成员开始确实有些紧张，但是很快镇静下来。马冲同志依然神态自若地给学生上课，宋光辰把身上的手枪交给了我，到学校门口去应付伪县长。尚精诚被伪军抓去踏马，他一人牵了四匹马。宋光辰让我与宋光增到校 外，把尚精诚的马拉走，使他避开伪军，脱离了险地。从此，我们红孩子队放哨更加严密，不仅监视城里方向，也注视其他路口。
发传单
县委从城里搞到一块钢板，县委成员亲自刻印了不少动员人民、瓦解敌人的传单。蜡纸、油墨、纸张，是城里庞雨青先生书店里的马希臣、陈广治支援的。这些传单，除了县委成员和马希臣同志散发外，还交给我们红孩子队散发。一次，我把传单夹在黄表纸里，带进城里交给尚精诚；又一次，我把传单放在馒头篮子里带进去，晚上散发在东街和北城海子周围。
后来，县委完全撤离了糖坊小学，我也离开了学校。1940年3月25日，由于坏人告密，我家被抄，父亲、婶母被捕坐牢。至此，红孩子队的活动停止。红孩子队的成员后来大都入了党，当了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