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0年,一一五师在鲁南开辟了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刚刚站稳脚跟,罗荣桓同志就着手筹划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建设,统一思想,提高战斗力。他亲自到部队调查研究。九月,来到我们东进支队驻地,住了七天,对我们的几桩工作很感兴趣。一是他了解到我们和兄弟部队——钟辉、韦国清同志率领的山东纵队南进支队互通情报、互相支援,共同作战。打开坯县后,南进支队派出县长,我们派出地方武装干部,把坯县搞得很好。他高兴地说:和兄弟部队就是要团结、互相配合,都要看到大局和整体。当他了解到我们部队弹药很充足时,问我从那里搞来的,我告诉他,除缴获的外,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旅长送了不少。他马上追问和五十七军的关系如何?我说:互相尊敬,互不侵犯,作战时互相策应,有时他向我们要点抗日骨干,也支援我们一些子弹和药品。罗政委频频点头说:这叫懂政策,讲政治。他了解到我们部队党员模范作用好,支部领导坚强,士气高涨,称赞道:我们是党军,党员是要起作用的。
当年秋天,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了师直机关各部门、各支队主要负责人和鲁南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提出了“创造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并有针对性地规定了:明确党的政策;建立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高度的政治团结;发扬灵活、机动、果敢、坚强的优良传统;坚持严肃紧张的工作作风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等我五具体标准。在当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对我们这些红军来说,感到格外亲切。因为我们的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后,有些人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性质,观念淡薄了,讲统一战线多了,使部队思想有些混乱。罗政委明确提出这一号召,是非常中肯而及时的。
高干会议后,山东部队以“创造铁的模范党军”为内容进行了整顿。我们支队整训后,即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于苏北钱家集、丁集连打两个胜仗,在淮海地区站住了脚。随后又横扫涟水,大战陈道口,不到一年时间,和兄弟部队一起,巩固扩大了淮海根据地,建立了宿县人民政府,部队还评选了“铁的模范党支部”和模范党员。
罗荣桓同志无论是执行党的指示,还是处理各种工作,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究实效。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他敢于纠正,敢于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三九年罗荣桓同志纠正“湖西肃托”事件,把我从错误的刀口下救了出来。
那时,我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大队长,王风鸣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我们大队活动在微山湖以西地区(简称湖西地区)。王风鸣还是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九年夏秋之交,湖西地区搞起了“肃拖”。他们采取逼供信的办法,一供十,十供百,一时间,大有“洪洞县里没好人”之势。一个多月,地方上就杀了好几百人。尔后又从地方扩大到军队中来。十月中旬,王风鸣设计,突然把我抓起来了,说有人供出我勾结徐州日本人,还发过电报。这时,王风鸣杀人杀红了眼,根本不找我说明情况,也不听我申辩,一口咬定我是特务,还要我供出同伙。与此同时,他把四大队所有营的干部和部分连的干部也抓了起来,搞的湖西地区非常紧张,地方和军队人人自危。紧我们两千多人的四大队,一个多星期就跑了五六百人。我被抓后不久,有人偷偷告诉我,王风鸣很快要对我下毒手了,情况非常严重。我一再请求王风鸣给上级写报告,请上级派人来调查,都遭到了拒绝。那真是“老牛掉到水井里”,有什么劲也使不上了,只能白白等死。于是我横下一条心,等处决时,一定向群众揭露王风鸣他们的错误。可是紧张了几天之后,没见动静,空气稍有缓和。一天晚上,警卫排长利用查哨机会,悄悄地告诉我:罗政委来了。我听了之后,顿时百感交集,不由得想到了一九三0年我刚编入十二师三十六团的情况:那里正在肃AB 团,经常抓人、杀人,部队非常紧张。罗政委不相信有那么多AB团,不顾别人反对,指示我们十二师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想到当时说的“罗政委刀下留情”,我就感到有救了。不知怎么搞的,我这个打铁汉出身的人,离开家,离开苏区,作战中七次负伤,都没掉过眼泪,这时不由得泪流满面,前思后想,一夜未入眠。
第二天一早,特派员把我带到罗政委住处。一见到罗政委,我心情激动,泪如泉涌,放声大哭,身子不由自主地就要给罗政委跪下。罗政委的警卫员一把拉住了我,让我坐在凳子上。罗政委说:“不要哭,有话慢慢讲嘛!”我也想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怎么也控制不住,一直抽泣了十来分钟,才平静下来。
罗政委问我“肃托”是怎么搞起来的?你怎么被抓起来的?说给日本人发电报是怎么回事?我讲情况一一向罗政委作了汇报,并说明我没有电台,四大队的电台和译电员都由王风鸣控制,我怎么能发报呢!罗政委了解了各种情况后,肯定的说:“我清楚了,你没问题,回去好好休息,还准备带兵打仗。”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却象一团火,温暖着我的心,临走时,本想说几句感激罗政委的话,怎奈心情激动,嗓子发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事后我才知道,王风鸣在四大队搞这一套,根本没有向一一五师师部报告过,还是杨得志同志电告了罗政委的。罗政委当即给支队和王风鸣发了电报,要他立即停止杀人,一切问题等罗政委到再定。罗政委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随即从抱犊崮山区出发,行程几百里路,穿过几道封锁线,日夜兼程赶到湖西地区,纠正了“肃托”的错误,并且处理了一些善后工作。时间已远远流逝,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仍心有余悸,如果不是杨得志同志及时报告和罗政委正确果断的处理,我早就成为王风鸣刀下之鬼了。
罗荣桓同志性格内向,看表面很严厉,但一经接触,就会感到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做干部工作耐心细致,体贴入微。
一九四三年精兵简政,取消旅的建制,充实主力团。当时我是旅长,远听说精简下来到延安去学习,很高兴。后来又决定精简下来的旅级干部到主力团当团长、政委,不少同志产生了思想问题。罗政委知道后,就找这些同志个别谈话。
罗政委找我谈话时,他的肾病很重,身体虚弱,时而坐坐,时而站站。从分析当前形式开始,说明日寇已走下坡路。为适应新形式,必须精兵简政,进而说明精兵简政是暂时的,部队发展是长期的,还说叫我去当团长,不是有什么问题,而是精兵简政需要,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措施,要我把眼光放远些。一席话,使我思想豁朗,心胸开阔,高高兴兴地去当团长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反攻前夕,为了适应新形式的需要,罗政委调兵遣将,对山东部队进行了整编,一下拉起了八个师,我任第一师师长。然后,随罗政委去东北,投入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