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独立旅回山东鲁南，归一一五师建制。梁兴初、罗华生率一、二团准备先行离开淮北，三团指战员除少数同志外，全部都是淮北地区人，听说要开往山东，思想不通，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为什么参军抗战，就是为了打日本，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爹娘，我们一拍屁股走了，家乡谁来保卫，爹娘谁来赡养。也有的说：我那媳妇刚给我生了个白胖男孩，在淮北打仗，我还能看到他娘俩，要是到了山东，猴年马月才能再见面，说不定------说着就哭了。还有的战士向部队首长写了申请，说什么：抗战嘛，人无分老少，地无分南北，在哪里都一样，为什么非到山东不可呢，我们就知道和日本鬼子干，人熟地熟不更好吗？更有的战士趁夜深人静站岗放哨的时候，脱下军装，放下枪支开了小差。
旅党委认真研究了三团指战员的动向，一致认为，根据这支队伍的情况，目前很难带出淮海去。于是，决定留下一位领导人继续做思想工作，保证把队伍完整的拉到山东。我是政治部主任，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梁兴初同志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咱们的兴元同志，真不愧是经过长征锻炼的老红军，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越是艰险越向前啊！”
月夜当空，星光闪烁。北上的指战员早早起了床，他们洗刷完毕，吃完早饭，迈着雄健的步伐上路了。梁兴初和罗华生同志再次来到我的面前，亲切地握着我的双手，深情地说：“老伙计，预祝你一切顺利，让我们在沂蒙山区胜利会师。”我心潮起伏，眼圈湿润，果敢地说：“旅长，政委，请你放心，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梁兴初和罗华生连声说：“好！好！”转身上马，和队伍都消失在深沉的夜幕中。
送走一、二团后，我回到旅部，三团几位领导人正站在门口等我。
我把他们邀到房中，点亮汽灯，看他们灰心丧气的样子，一股怒气涌上心来，真想使劲发通脾气。低头一想，觉得不合适，在他们中间，自己是最高指挥员，情绪的好坏，对同志们影响极大，于是我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谈笑风声的说：“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停顿了下接着说下去：“希望大家把这段话写在本子上，贴在床头上，记在心窝里，表现在行动上。”
待大家的情绪升温后，我又提高了嗓门问道：“你们看见过纺棉花的线轴吗？”
同志们一齐回答：“见过！”
我点了点头：“在部队里，咱们指挥员就是线轴，战士就是棉花，指挥员的责任就是把散乱的棉花缠到线轴上来！”
大家低头不语，我又问道：“你们滚过雪球吗？”
同志们又一致回答：“滚过！”
我又点了点头：“滚雪球，必须先立个中心，我们这些人就是这个中心，战士们是散乱的雪花，我们的指挥员要运用这个中心把地上的雪都粘起来。”
不知何人带头，响起了掌声。
指挥员们兴高采烈，纷纷表示决心，回到自己的部队做工作。
经过一段深入细致的教育，战士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正当部队情绪好转，初步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有位刚结婚的战士，在家长的指使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门前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娶妻生子有了家，扛枪打仗为保家，谁要逼我离开家，要他身上露个疤。”
这件事在部队中震动很大，许多指战员异常愤怒，把这位战士绑押着送到我面前，并要求对这个涣散部队斗志，破坏部队纪律的战士从严处理。
我看了看这位写告示的战士，询问了他写告示的目的，又看了看站在我面前的指战员和他们愤怒的表情，果断的说：“召开大会！”
会场设在村头的广场上，那位贴告示的战士被押解到台上，全体指战员坐在台下，面色严峻，鸦雀无声，等待着我宣布处理决定。
我漫步来到队伍前面，清了清嗓门，高声说道：“同志们，家，人人都有，爱家是人之常情。”说到这里，我把话锋一转：“白求恩没有家吗？有！他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汉斯.西伯没有家吗？有！他为什么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大青山反“扫荡”中与敌人浴血奋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罗生特没有家吗？有！他为什么跋山涉水来到中国，来到新四军和咱们并肩战斗，共同对敌？”我用目光扫了扫指战员，接着说：“他们都有家，看到了国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全世界。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记得有一首著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话一落地，台下爆发出热烈掌声。我又来到那位贴告示的战士面前问：“刚才我讲的话你听到了吗？”他双膝跪地，满眼含泪，连连认错，我赶忙给他松了绑，转过脸来对大家说：“现在，他已认识了错误，只要愿意改正，就是好同志嘛！”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次大会以后，部队思想统一了，行动一致了。我带领三团胜利地到达沂蒙山区，与一、二团会师。战友重逢，分外亲切。梁兴初、罗华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 “老伙计，我相信你会凯旋归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