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出身雇农，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放牛娃、泥瓦匠，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一名新中国的建设者、实干家。和许多老一代共产党员一样，他的革命生涯给我们后人留有许多启示，我简要谈谈感受最深刻的几点。
一、信念坚定，百折不挠
我父亲像许多老同志一样面对革命征途中的挫折磨难、失败困难总是不屈不挠，对党的事业抱有坚定的信念。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永新建立工农武装队伍，参加永新暴动，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劣绅武装的追剿，在仅剩数人的情况下，他不屈不挠、浴血坚持，带领这几个人毅然到湘赣边界深山里坚持武装斗争，直到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时，他参加了毛委员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西路军失败，他和李宽和同志率教导团残部建立党的独立支部，坚持在祁连山打游击。队伍被打散后，他流落异乡，一心向往党和红军，断然拒绝乡绅挽留他的优厚条件，坚持寻找党和红军。他时刻牢记党的任务，打入西北军新十一旅内部，联络收拢西路军失落人员，建立特别党支部，凝聚失散和流落的红军干部、战士，并想方设法争取新十一旅的下级军官，为他们开展革命活动提供方便。
二、临危不惧，机断处置
我父亲和我军许多优秀军事指挥员一样，在紧要关头总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当机立断，以必胜的信念、有我无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多次在败中取胜、险中取胜。
长征途中的湘江战斗，铁流后卫红八军团在湘江东岸陷入重围，在部队主官下落不明，前线指挥员临阵犹豫不决，部队被阻于湘江东岸面临崩溃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作为军团后勤部长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当机立断，提出鼓动性的战斗口号，果断指挥军团直属部队英勇激战，突破敌湘江防线，为八军团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得到八军团中央代表的高度赞许。
1941年的冀中马阜才战斗是他刚到冀中十七团第三天即遇日军偷袭的战例。敌人近在咫尺，他机断指挥，亲自打响重机枪压住日军部队，歼灭日军松尾大队，创造了我军一个团基本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辉煌战果。
辽西会战决战前夜，他发现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有向营口南逃的迹象，他临阵决断，勇挑重担，敢于负责，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情况下，抓住战机，率辽南独立二师八千子弟兵主动从正面迎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他采用在冀中创造的“一对一”刺刀封喉战术，悄无声息全歼敌前卫团，使敌做出错误判断。他率部勇闯敌阵，采取快速突击、连续突袭、持续压迫的进攻战术，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点，突入敌阵，勇猛作战，猛打猛冲，在胡家窝棚等地区连续打掉了敌三个军部和兵团司令部，堵住了西进兵团，迫使廖耀湘改变了军事计划，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南逃部署。独二师的主动进攻为我军扎紧口袋关门打狗，全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一史实已被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
三、钻研战术，灵活运用
我父亲和许多到冀中的老红军一样，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重视向当地的老八路、老同志学习。他能够结合冀中实际，较系统地研究冀中敌情、我情及战术战法等。他虚心向冀中七分区的老同志（于权伸司令员，孙鸿志、梁达三政委、战士边廷杰等）、地方干部群众求教，广泛学习平原地区反“蚕食”、反“扫荡”等各种战斗经验。他结合实战，每战必评，总结经验，并在以后的战斗中不拘一格、灵活运用多种战术战法，创新发挥。这是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率部打仗多、取胜多、歼敌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根据对冀中平原危害最大的日军坦克部队、快速部队（武装自行车队）和骑兵部队快速机动的特点，结合冀中部队战斗力强和弹药火力充足的特点，创新战法，一改我军以往先打弱小之敌的战法，提出了先打强敌的策略，并根据日军三种部队的不同特点，研究部署了三种不同的战术并附之多种战法，进行了“除三害”的一系列战斗。
他采用预伏战术，率十七团一部在新乐县的沙河边挖掘三道蛇形防坦克壕，依托工事，炸毁日军坦克，全歼日军坦克兵，并严密封锁消息，使日军始终搞不清楚我军击毁坦克的方法而不敢轻举妄动。他采用诱伏战术，率二十二团四连在无极县七汲村设口袋阵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法全歼日军快速部队；尤其是在“五一”反扫荡中，他率部主动出击，在小吕、王村等地采用诱伏和多点设伏战术、设品字形主阵地加中心开花及侧翼防御等多种战法，全歼日军日本天皇常胜骑兵大队。
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建国初期，我父亲因积劳成疾在广州养病，抗美援朝爆发后，他不顾病痛再次坚决请战，未获批准。病情好转后，他与一老同志探讨思索，为了医治旧中国的千疮百孔，和平时期应当把工作重点从军事斗争转移到新中国建设上来。他们毅然离开具有深厚感情的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同样忘我无私的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我父亲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解决困难和实际问题，他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实干、巧干，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参与指挥和领导了一系列建设项目。
1952年春，我父亲作为荆江分洪工程副总指挥，发扬战争年代深入前线指挥的传统，深入一线，把指挥部的帐篷架设在荆江大堤上。针对施工中民工伤亡较大的突出问题，他深入工地，与民工共同劳动，深入调查了解伤亡较大的具体原因：当得知“以工代赈”的口粮只能满足民工劳动的需要，民工为了养家不敢吃饱，在半饥饿情况下在坡陡路滑的采石场挖掘、运输土石方，伤亡大大增加。他立即筹集资金，统筹安排，提高民工口粮标准，使民工既能吃饱又能养家，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他广泛听取专家和老民工的意见，群策群力，在施工现场采取挖鱼鳞坑再加稻草的土办法防滑，使伤亡从每天四五十人降至一人，大大提高了工效，提前完成了任务。
他作为海南国防工程实际负责工作的副总指挥，亲临现场、实地勘察，广泛调查研究国防工程的资料，特别是参考了抗美援朝有关军事工程的实例，采用截弯取直、双向车道、战时战斗机能起降的工程设计建设方案，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他作为中南局交通部副部长，主管中南公路、铁路和航运业务及建设。在庐山公路建设建设中，他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不怕牺牲，身先士卒，亲自爬到悬崖上踏勘公路线路。确定了工程建设方案，使庐山有了现在的汽车公路，毛主席在诗中说此路是“跃上葱茏四百旋”。
他为提高长江的航运能力，解决航运的瓶颈，他亲自踏勘了武汉至重庆的航道，提出在川江施行夜航的设想。在勘察川江航道时，因弯急浪大，他舍生忘死让船工将自己绑在木船的桅杆上，实际探查航道情况，即使碰到风浪将木排打翻的险情，他也毫不畏惧。并指挥炸掉碍航礁石，使川江夜航成功并成为固定航班。
在连接京广-鹰厦铁路的建设中，当时资金严重不足，在建设南昌段铁路时，他决定采取在向塘站用支线连接南昌市，以便节约经费使全线贯通。为此，他反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方志纯同志说明情况，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使铁路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全线贯通。事后他说，全赖方大哥的支持，否则干不成此事。
五、胸怀坦荡，无私无畏
我父亲的经历使他在两个方面军的人物志上都榜上有名。与他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回忆说：左叶确实是文武双全，带过兵、干过政工、搞过后勤、搞过教育、做过保卫，行行有经验，干啥精啥。
我父亲做事无私无畏，性格直率，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面对强敌、面对挫折、面对困境时，始终信念坚定、坚忍不拔、毫不退缩，也因此成就了他为党、国家、人民做出了不一般的奉献，造就了他的辉煌。他的品行不仅仅得到老战友的高度评价，也感染和教育了他“身边的人”。
文革期间，农业部“造反派”向我父亲的二位老战友调查左叶的历史问题：一位老战友仗义执言，向外调干部详细讲述了我父亲在红一、四方面军时，如何面对生死勇斗张国焘的分裂路线，如何不受高官的利诱，机智的提出了“我拥护马克思”的豪迈语言；另一位老战友面对造反派的蛮横和强加于我父亲的罪状，拍案而起怒斥道：左叶同志是英雄。老战友们讲述的这段历史和怒斥使这些调查人员感到震撼，深受教育，转而跑到我父亲身边悄悄的向他通报外调的这些情况。我父亲闻言，淡然答道：我个人不算什么英雄，如果没有朱毛红军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有湘江边上那些挑夫编入红军，没有四方面军杨克明、曾传六、周纯全的等同志的全力相救，没有地方开明乡绅的资助，没有警卫员张兆洪拼死相救，没有冀中老百姓的支援，哪有我左叶的今天啊。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缺点和错误归结于自己。父亲的教导言犹在耳，我们为我们的父亲自豪，为他的事迹感到骄傲。
回顾我父亲的革命经历，概括地说，他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参加武装斗争，二是建设新中国；三是描绘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我父亲去世时，中组部高度概括了他的生平，其中的一句话是：老一代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学习，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