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顺卿叔叔相依为命。杨叔叔对我这个小女孩投入了全部情感：养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我吃；业余时间纺线，卖线得来的钱全给我买了零食。虽然杨叔叔没文化，但是他却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善良。”
1946年，国共战火炙烈，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一年8月，杨叔叔带着年幼的我到东北寻找我父母亲。我们叔侄俩刚走出延安不到30里，就遇见飞机轰炸，坐在驴背柳条筐里的我吓得大哭。杨叔叔赶紧拽着毛驴躲进青纱帐，天黑才敢出来。
此后，为绕开危险的国统区，我们先绕道至晋察冀解放区，继而南下邯郸，再东行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最后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我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一个40多岁的残疾军人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一段传奇之旅。
在路上，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就拿着介绍信，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女儿，要去东北找父母，请你们一路上照顾。一封介绍信，就这么走天下。走到张家口，胡耀邦在那儿，给了我们一些盘缠，但主要还是拿着介绍信办事，好像运包裹一样，一站一站运过去。
走了一年，我们到了东北。我爸在辽宁当省委书记，他们原来以为我死路上了，已经把我的相片挂出来当遗像了。当时我爸正在开会，一听到门卫报告，高兴坏了，一下冲出来，而且一屋子开会的人都跟他冲出来。我被那阵势吓坏了。
他抱着我，我吓得直哭。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杨叔叔，第一次见爸爸，我是以大哭来对待他的。
我妈当时在前线，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她回来那天，我吓得躲在门背后不敢出来。我一回来就被带去洗澡、换衣服、剪头发。打理整齐后，和杨叔叔照了一张相。照片上我们俩的样子傻极了，呆若木鸡。杨叔叔后来一直跟着我，一直到我9岁，全国已经解放好几年了，我爸妈对他说，老杨啊，你该回去了，该有自己的家了，亮亮大了，你不可能老跟着她了。当时正好我爸一个战友到贵州当省长，把他带走了。分别的时候，我和他哭得死去活来，像生离死别。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留给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