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面临一系列困难无法解决，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前据中央9月15日转发曾克林的报告中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但我们到达东北后，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后，因为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当时的东北，土匪蜂起，人民群众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很不了解，也没有地方党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出去搞粮食需要派出整排整连的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部队指战员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抵不住东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先头部队第8旅及先遣人员，连薄棉衣也没有穿上，困难更大。加之在冀东三河境内向部队作进军东北的动员时，对困难估计不足，此时部队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我们只好重新做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们部队同刚出关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在铁路沿线打硬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有鉴于此，我于11月26日给毛泽东同志发了一封电报，除报告我部在东北地区的位置以外，着重讲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电报中讲了“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沈阳、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由于我刚到东北，与东北局的同志不熟悉，所以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发电报提出建议。11月27日，我又将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军委，并说明“东北敌特、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毛泽东同志很快回电指示我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11月29日，中央军委亦给我回电报指示：“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接到电报指示的当天，我即向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说：“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5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求得5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我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每师(或旅)划三到五个县，由该部队立即派遣地方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该部队要派出必需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收集粮食资财，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源补充主力部队。”在电报的最后，我建议，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我先后给东北局发了3封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但始终未见回音。为了执行东北局原来给我部的作战命令，我便与洪学智一道，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待看完地形回到驻地，恰巧李天佑奉林彪之命来与我部联系。我才知道中央已决定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而林彪的司令部离我们的驻地大约有二三十华里。我立即与李天佑一起骑马去见林彪，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的上述建议。我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以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林彪当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并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则同林彪会合，驻到义县附近的乡下。我就便又向他陈述关于建立根据地打开东北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
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的意见。我拟了一个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发出。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回电提出了意见。毛泽东同志于12月28日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提醒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对统一大家的认识，坚定信心，为最后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住在义县附近期间，就将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分散在义县和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不久，国民党军进攻义县，我同林彪一起撤到卓新。紧接着国民党军又向阜新大举进攻，我建议林彪先撤。林彪遂率山东部队梁兴初和罗华生的两个师以及新四军第3师彭明治的7旅，撤到康平、法库一线。待林彪撤走以后，我将新四军第3师的lo旅和独立旅分散在阜新以北、彰武东西一带活动，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我率第8旅和3个特务团等部北进通辽，于1946年1月12日攻下通辽城，歼灭了国民党收编的l干余伪军和地主土匪武装。随即，我们就在通辽、开鲁一带开辟工作，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根据这一段对东北情况的了解和工作实践，我于1月29日给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我对东北军事上的意见。电报说：“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根据地，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须得兼。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东北地区辽阔，乡村村落稀少，气候寒冷，我军没有近代交通工具，运动不灵活，分散之后不易集中，集中之后不易分散。国民党军据有铁路、公路，集中分散运动灵活，与内战时代不相同。敌人有对我作战的社会基础，兵力多，与抗战时期之日本大不相同。故过去内战、抗战两时期集中分散对付敌人之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东北之情况，必须有新的办法来适应今天之情况。东北地区广大，土匪众多，蒙汉杂居，无工作基础与革命传统，干部缺乏和与人民尚无联系等条件下，要求长期控制全部除大城市与铁路干线外之城市乡村，是不可能的，在短时间即变成根据地亦是不可能的。如现在企图长期全部控制成为根据地，而平均使用力量，则有得到相反结果的可能。根据上述三项?为解决集中与分散之矛盾，照顾作战与创造根据地两个方面……我意我们可以西满、东满、南满为单位，划分为下列三种地区来使用力量：(一)决战地区，(二)游击坚持地区，(三)政治攻势地区。三个单位中确定一个地区为主要决战区。所谓决战区，即是预定在该地区与顽进行决战，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者。现在即将军队主力和地方干部集中该地区进行打匪、发动群众、改造政权，整个部队熟悉地形、民情，准备粮草，创造战场，到顽军向该地区进攻时，即不顾一切进行决战。只与顽打游击，消灭顽小部队，这种地区只配备次要部队和地方干部。顽军进攻前，则控制现有城市，打匪，创造根据地；顽军进攻时，则以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达到牵制敌人兵力之目的。所谓政治攻势地区(即中央指定不作战地区)，完全不准备在该地区作战，只进行群众工作，与(向)顽进行政治攻势。这种地区顽未到前，以小部队维持治安；顽到后，即退到乡村掩护群众工作和进行政治攻势。上述划分地区的办法，可能解决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和兼顾创造根据地与作战两个方面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