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重点进剿，湘西出现了三种不同形势的地区：一是中心区，如古丈、沅陵，这种地区股匪已经消灭，各级政权开始建立，但还有一部分潜匪和大批散枪，农村的封建势力还未彻底打倒，二是夹生区，湘西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这种地区，这种地区在我军事压力下，表面已无股匪活动，但潜藏的土匪势力还很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来；三是边缘区，如靖县、通道、绥宁，麻阳、凤凰、乾城及龙山、桑植以北地区，这种地区还完全由大股土匪盘踞着。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匪患仍然是严重的。因此，继续剿匪仍是最突出的任务。
部队经过近半年艰苦的剿匪战斗，已很疲劳，急待休整。七月下旬，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召开了首次专县联席会议，肯定了上半年剿匪的成绩，表彰了先进，分析了二种地区的不同匪情，明确了下半年的剿匪任务。从湘西地区匪情严重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剿匪重于整训，先清剿后整训”的方针，决定暂时放弃边缘区，把剿匪重点放在中心区和夹生区，根据两种不同地区的情况调整了兵力部署；中心区以武装工作队为主，结合发动群众搜剿，要求达到捉净匪首，收尽匪枪的目的，夹生区重点使用兵力，进行包干驻剿。
为了加强夹生区的驻剿力量，从会同分区边缘调回了八个连的兵力。夹生区的剿匪部队在驻剿中，有计划、有组织的展开拉网搜剿，分散搜剿，反复扫荡；清；洞搜山，实行遍地控制，同时发动群众，组成规劝小组，开展“父劝子，子劝父，亲劝亲，友劝友，妻劝大，弟劝兄，匪劝匪”的七劝运动。广大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协同部队埋伏、堵窝、围山搜匪，到处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土匪惊魂决胆，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群众性的搜剿、规劝下，不少土匪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降自首，少数顽匪也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
如古丈县大匪首张平，被我军追得东躲西藏，几天几夜吃不上睡不行，疲惫不堪，一天中午，他从山里溜出来向正在田里劳动的张高升父子讨吃的、穿的，张高升以回家取衣食为名，报告部队将张匪击毙。
由于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部队在剿匪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如指战员们说的：“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取得剿匪胜利的根本保证”。一三九师四一七团一连清剿匪暂二军张玉林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张匪在遭我军春季进剿的严重打击后，有计划的将三百多名匪徒，三干多条枪潜散在麻阳县林德乡。这个地方封建势力雄厚，群众长期受匪蒙骗，我一连进驻这里后，许多群众躲进了深山。战士们用自己的津贴给没有出躲的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群众开荒、砍柴、担水。这些行动教育了群众，使他们明白了解放军是为穷苦人民闹翻身的队伍，揭穿了土匪的欺骗宣传，躲进深山老林的群众陆续回来了，主动给部队通风报信，检举揭发土匪的罪行。部队得到群众的支持，变得耳聪目明，消息灵通，土匪不管藏到那里，都躲不过群众的眼睛，很快就被一个个地挖出来了。这个连共歼俘土匪二百八十多人，收获武器三千二百多件。贫农吴子龙一个人就协助该连搜出枪支四百余条，把张玉林准备“东山再起”的家底全部搞光了，该连荣获了“清匪模范连”的称号。
在追剿土匪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匪首徐汉申在我春季进剿中潜逃后，又纠集了百多个匪徒在湘、黔边境流窜。—三九师四一六团八连在迫剿徐汉章残匪时，不怕疲劳，不怕扑空，有时一天扑空三次，奔跑山路一百四十余里，指战员们毫不泄气，表示：“就是土匪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捉拿归案”他们长途追击，出湖南，进贵州，入四川，历时一个月，穿越湘、黔、川、鄂四省边界一千五百多里，毙捕土匪二百余名，活捉徐匪大队长李文治，迫使徐汉章向我投降，该连被誉为“长追千里连”。
这次巩固中心区，进剿夹生区的土匪，从八月初到十月上旬，二个多月共歼灭土匪近万名，使湘西夹生区得到了巩固，基本完成了减租斗争，整顿和健全了农会组织。到九月中旬，中心区和夹生区有九千多个自然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群众达五百多万，民兵发展到三十万，为土地改革和我军转入边缘区会剿股匪创造了良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