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结束后，我也像《集结号》里的文书那样向新连长汇报伤亡情况：冲锋前，全连134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留守炊事员在内，剩37人，其中开阔地冲锋中弹牺牲30余人；洼地遭伏击牺牲30余人；触雷牺牲8人；强攻碉堡牺牲6人；最后遭敌炮轰击牺牲20余人。
5连烈士们的名单，是我亲手登记的，头一个就是我们连长王福生，再就是郝排长。连长的家址我不知道，战前花名册登记工作还未来得及登记到他那儿。我想连长的情况部队上、起码营部肯定是知道的，至少他入伍时会有记录，就想只好由部队去补充了。这工作非常重要，人没了，必须告诉家里，不然人哪去了？牺牲在什么地方？又是怎么牺牲的？人家把亲人送到你部队上参加革命，你必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再说一个烈士的名分，会给家人带来一定的荣誉和待遇，这事做不好，对不起死难的战友。阵亡者名单写好后，我交给新任连长，连长再往上报。
打下天津之后，我连在天津休整几天，又是新战士进来，又得登记花名册，忙得不可开交。那几天，连长王福生的事情总在我脑子里转，后悔呀，事前怎就没有问他一声呢？事后不知其家址，想去他家里慰问一声都不成，一想就觉得对不起他。
平津战役结束后，我随部队南下作战，一直打到香港伶仃岛跟前。随后又折回东北，换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入朝抗击美军。大小战斗我经历了很多，唯解放天津、攻打东局子兵营的那场战斗我刻骨铭心，一是因为在此之前我是炮兵，未经历过步兵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那种惊心动魄的体验；二是那么多战友瞬间就牺牲在自己身边，特别是连长王福生的脑袋“哐”就砸在我的胳膊上。因此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场激战，忘不了那场激战中牺牲的战友，尤其是连长和郝排长。
再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后，部队缩编，很多战士复员回家，我是上海人，天津举目无亲，可我却落在了天津，被分配到天津外贸土产公司工作。也好，在天津我离着那些死难的烈士们近，于是，每年1月8日攻打东局子的日子，或是清明时，我骑自行车到东局子兵营、也就是老战场那儿去转一转。我总觉得战友们的英灵还在那儿，我一到那儿，不愉快的心情就没了，因和他们相比，好多事情对我来说，顿时变得微不足道。后来人一老，变得唠叨了，再去就爱和战友们说上几句话，告诉他们天津、乃至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97名战友，我忘掉了他们的姓名，但却忘不了他们的身影。时光一晃到了1997年，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开馆。
那是专为纪念我们参与的那场战役设立的纪念馆，听说建成后有英烈墙，平津战役中牺牲烈士的名字全在上面。所以开馆第二天我就去了，我想看看关于东局子那场战斗是怎么记录的？再就看我那牺牲的战友们名字是否在英烈墙上？我想那英烈墙上肯定有他们。
可是，去后我在馆里英烈墙上，却找不到我们连长王福生的名字。烈士名录6000多人，是我眼花了？我反复地找，最后证实确实没有。我是文书，当年我东北野战军7纵130师390团2营5连97位烈士的名单，是我亲自书写并报到上面去的，连长王福生名列第一个，如今没有连长的名字，那是否其余96名烈士的名字随着连长王福生一起全被漏掉了呢？
展览大厅里有意见簿，我写了我5连当年战斗的经过，写连长王福生如何在战场上死在我的胳膊上，写了满满一大篇。
不久，平津战役纪念馆派一位女同志找我了解情况。从那以后，我反复找那女同志催促此事，不想最后给我的解释却是：烈士名录全是由有关部门提供的，要想把王福生的名字补上去，光我证明不行，我只能算是一个“旁证”，得让王福生的家属出面，先由其家属证明存在着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确实是加入了解放军，并牺牲于那一场战斗中，然后由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再请我来出示旁证我听后心里特别遗憾，战争年代特别混乱，部队变化很大，有时一场大战下来，整个连队打光了，变来变去很多人难以联系，资料也难以保全，别说连长没能留下其家址，就是留下了，也难免会因各种原因通知不到。
自那起，我心里有了块病，总觉得自己对不起那97位死难的战友，别人还有情可原，谁让我年长日久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可连长王福生的名字我还清楚地记得啊！我明白，当年审批烈士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因其背后，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有着一定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如家属上学就业和民政方面的抚恤金等，因此谨防假冒。如今60年过去，物换星移，谁还能找到王福生的家属？所以，我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特别想发动更多的读者朋友，来寻找王福生连长的家属与后人。争取让英雄连长王福生的名字能尽早上英烈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