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副主席（我们那时都管他叫周副主席）说，现在内战已经爆发，中央决定撤退，白羽呀你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到香港，继续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要不就回解放区。我望着他说，看来中国的前途问题只有通过武装斗争解决，周副主席请允许我回解放区参加战争吧。周副主席很高兴，说那好呀！说着拉开左边的抽屉，取出一份电报给我们看。周副主席说中央来了份电报，为了有计划地进行宣传报道，中央决定这一次战争，每个大区派一个军事记者，直接归新华社总社指挥。当时还有两个记者：李普和沈容。周副主席接着说，白羽刚从东北回来，熟悉那里，你还是到东北去吧。这样，李普和沈容去了晋察鲁豫，我和汪琦来到东北。
我这是第二次去东北。第一次是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记者身份去的，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时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是东北。国民党不承认东北有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临行前的深夜，周副主席把我叫到他的住处给我布置任务。周副主席说，你们一定要证明那里有共产党的部队。还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封锁东北十几年，世界上都不知道东北的情况。你们要如实报道真相，以正视听。
到沈阳后，我趁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组成的执行小组到本溪去的机会，进入了东北解放区。当时四平之战犹酣，我亲临战场，采写出第一篇东北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斗争的报道《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发到新华社总社，总社又发到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影响，证明东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着我又跑遍东北各战场，写出二十多万字的《环行东北》一书。第一次全面报道了东北战场的实况，戳穿了国民党的阴谋。书在上海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郭沫若同志请我到他们家，再详细谈一谈东北的情况……
这次去东北，我的决心依旧。我对周副主席说，和日本人打了８年，现在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准备打两个８年……周副主席笑了。
我记得，出发时，南京绿意盎然，到了哈尔滨却是冰天雪地。在东北局礼堂里，我碰见作家周立波，他不久就去搞土改，我去了前线。
当时，国民党的据点就是长春，杜聿铭盘踞在那里，蒋介石也几次亲自去沈阳、长春，把装备一新的新一军、新六军都调到东北。
而我们党的战略是避开大路，退居两厢。就是说，把大路让出来，在两边发展游击队，蓄积力量。
三年东北解放战争，生活确实是艰苦的。记得到东北时我身上还穿着西装。没住几天，东北局宣传部即通知我马上行动，前方已经战火漫天。正好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要去前方，我遂与他同行。我得到一套棉袄，又给我一些钱置办御寒的衣物。日本关东军狼狈逃跑时遗弃了很多物品，我在商店里买了一件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皮帽子、军靴，就上前线了。
我的家就安在哈尔滨，我妻子在《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前身）做记者。战役结束后，我常回到哈尔滨，这不仅仅是为了回家，而是要参加司令部的会。总结这个战役，了解下一个战役。那时，上自司令部下至前线的战士，我都非常熟悉。前边要打仗，他们就赶紧通知我，我就上前线。在我创作６０周年纪念会上，莫文骅将军说，当时在东北，人家都说刘白羽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就要打大仗了。
三年战争期间，我一直与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转战在一起，相处亲密，我甚至成为这个纵队花名册上没有注册的普通一兵。但是，我第一次与第一纵队行动时却受伤了。
那是一下江南战役结束后，部队奉命转移，在松花江边，国民党飞机扫射，我骑的马惊了，把我甩下来，摔坏了腰。只好躺在担架上。恰好遇上我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吴本立，他此时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带着一个摄制组到前线来拍纪录片，结果他们负责护送我。我们向西沿着铁路线走，以便搭车回哈尔滨。一天夜晚，走到紧挨着松花江南岸的一个小村落里。那夜，我就住在一个渔民家。天真冷，凛冽的北风把窗户纸吹得一鼓一吸，啪啪直响。屋里没有灯火，只有灶火上一点暗红色的光，我在矇中睡去。
睡梦中，我总是听到刷刷、刷刷的响声。睡到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主人披衣下炕开门，进来一个穿老羊皮大衣的关东大汉。他们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随即，房东往灶火里添了一把干柴，两人便肩并肩地坐在灶火眼旁低语。从他们的低语中，我知道了那大汉是个农民，参加了支援前线的抬担架队。我听到他说，他们家乡分到了土地、牲畜、粮食，他们那儿的乡亲多么热心支援前线，解放军是多么多么好……他深更半夜进屋来就是想烤烤火，就着热水吃点干粮，他们抬担架队已经从这房后走了整整大半夜了。我恍然大悟，那刷刷声，原来是支前队伍的皮靰鞡靴擦着地面发出的响声……
我忘记了疼痛，心中豁然开朗……
在哈尔滨车站，我与吴本立分手，他回鹤岗东北电影制片厂，我雇了一辆马车到东北局宣传部，到那儿才知道汪琦由于战事紧张已撤到佳木斯。当时新华社东北分社和东北日报社在一起，我就在东北日报社住下来，立即写下我到东北后第一篇通讯报道《人民与战争》，在《东北日报》头版头条以大字号发表。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我及时传达出那感人夜话心声，第一次发出一个信号：东北人民已经决定支持共产党了。
我一生中要讲生活艰苦，有两次：一次是东北解放战争，一次是抗美援朝。在东北时，真苦呀。当年在冰天雪地中行军不能骑马，人坐在马鞍上，几分钟就冻僵了。只有走路，身子才能暖和。行军很累，休息时，我就躺在地上睡觉，地上全是冰，这样就落下腿病，现在走路腿还不好。
那三年，每一个战役我都参加了，解放长春、解放四平，攻打锦州，一直到解放沈阳。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在前线采访写报道，有时时间来不及，就伏在马鞍上写。我那时的报道很及时，在全国影响很大。
辽沈战役一开始，就是打锦州。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关门打狗。锦州打下来才有后来辽沈战役的胜利。锦州这个门不关住，国民党就跑掉了。我那时在一纵队，一纵队是打锦州的总预备队。塔山阻击战非常之艰苦和危险。如果我军突破防线，几个钟头就可以攻进锦州。不久，指挥部下命令我立即到七纵队，因为就是从塔山这个方向，七纵队向锦州突进。我骑着马立即到了七纵队，跟着先遣队一起渡大小凌河。敌人就在锦州城楼上开枪扫射，封锁我们。河里全是子弹激起的水花。
我军冲进锦州时，敌人密集轰炸，我军就进入地下水道里，指挥部就安在这里，很危险。后来，我军把锦州攻下来，敌人仍疯狂轰炸。把我们的房子都炸毁了，木头砸在我们身上。我那时年轻力壮，做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决心是很大的，所以，在敌人狂轰滥炸下，还在进行采访。
后来，我到了总部，总部给我任务随先头部队挺进沈阳。进沈阳经过辽沈战役战场，仗刚刚打完，硝烟弥漫，满地都是战壕。我们从铁西区突进沈阳，冲进国民党“剿总大厦”时，国民党连墙上机密作战地图还没来得及摘下就逃跑了，而高级官员桌上的一个瓷制记事牌上却写着：“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能丢”的誓言。真是可笑。
我一进沈阳就遇到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是军管会主任。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６年没见到陈云同志了。他一发现我，就把我拉住，问，你们有几个人？我说，我们有几个记者。他说，你们不要走，就住我那儿。他那时住在“大和旅馆”（现在的辽宁宾馆）里。
陈云给我们两个任务：一个是每天晚上听汇报，当时各方面的接收大员都来汇报。他让我们了解情况。另外，陈云同志让我们每天到街上仔细观察，向他汇报。我们每天回来，他就问今天街上有几家店铺开门了？我们就说有几家。他很高兴地听着，似乎这很重要，我们天天报告：今天五家，六家，十家……有一天，我气喘吁吁，十分兴奋跑进他的房间，他一见我就咧嘴笑了，我说２６家开门了。他一拍沙发说，沈阳大局已定了，人民是支持我们的。由于我亲身参加了大决战，又直接参加接收工作，更主要的是受到陈云同志的启发和感召，我很快写出了《光明照耀着沈阳》。这篇报道得到中央的赞赏，在平津战役中，中央宣传部门提出要写出像《光明照耀着沈阳》这样的报道。
后来，我又随四野南下，从零下４０度的松花江，跨过长江到零上４０度的湘江、沅江，我形容自己像钢淬火一样，从严寒到炎热，战争锤炼了我，战争改变了我，我看到了鲜血、看到了牺牲。解放北平后，中宣部的一位领导问我，经过战争，你有什么变化吗？我说，有变化。从前腼腆，现在我比较坚强，我的性格我的风度都改变了，我成了一个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