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琴回忆跟随罗荣桓挺进东北(上)

Chief 发表于2016-10-29 20:51:10
10月24日,我们从临沂出发。荣桓、罗生特大夫、我和警卫员一部车,机关分乘几辆卡车。当晚在莒县停了一宿,第2天到达诸城。由于胶县由伪军摇身一变的国民党部队所占,诸城到胶县的公路不通,我们只好在诸城住宿。

第3天是徒步行军,荣桓坐担架。在过胶济路以前,一次行军休息时,医务人员照例从荣桓的担架上将尿血的瓶子拿出来,一面晃动,一面察看。机要科一名新调来的小同志看到了,惊讶地小声叫了一声:“血!”荣桓亲切地看了看他,微笑地摇摇头说:“小鬼,不要喊呀!战士们流血牺牲都不在乎,我尿点血有么子关系?”

过铁路的那天晚上,正在急行军,突然荣桓的担架断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警卫部队立即派出了警戒。管理处长何敬之同志连忙派人随向导到附近村子里找门板。由于护送的部队不大,停留的地方离铁路又近,大家都为荣桓的安全担心。可他却十分沉着,反而安慰大家,叫大家不要着急。他再三嘱咐去找门板的同志,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要打借条。

找门板的同志去的时间不长,就听到村子里狗叫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便于部队夜间活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狗都打光了,可这一带以前是敌占区,村子里还有狗。俗话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顷刻间,远远近近的村子里都传来狗叫。有的同志担心惊动敌人,荣桓却风趣地说:“现在不是日本投降以前了。现在,狗一叫,敌人会吓的更不敢出来。”

受到他沉着、镇静的气度的感染,同志们才不那么紧张了。事情也真被他说中了,果然是平安无事。等到找门板的同志回来,绑好担架上路,夜已经深了。

11月5日,我们到达黄县龙口,一进码头,只见岸边是一队队等着上船的部队,港湾内外,满眼是船,其中小汽船很少,大部分是帆船。嘈杂的人声和喧嚣的涛声交相震荡,一派繁忙景象。我们上船之前,许世友同志赶来送行。

荣桓和许世友同志早在陕北就互相认识。许世友同志在延安进“红大”学习时,听过荣桓的课;荣桓也在那时就知道这是一位带传奇色彩的战将。他们先后到山东,在工作和战斗中很快互相熟悉起来,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临分手了,荣桓问许世友同志:

“你留在山东了,有何打算?”

“准备打仗。”许世友豪迈地回答。

荣桓点点头,紧紧握住他的手。停了一会,他指着他身旁的枣红马,说:“把它留给你吧。”

这匹马陪伴他已经四五年了。但自从他尿血以后,由于身体虚弱,却很少骑。在上个月大反攻时,各线战事都比较顺利,但就是临沂城迟迟未打开。他当时很焦急,曾不顾病重想骑这匹马到前方去。同志们对他再三劝说才作罢。这次要进军东北,护送的骑兵部队又将他这匹马带到了龙口。现在他要渡海,将这匹战马送给许世友同志,也可以算得是物得其主了。

许世友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怔了一下,便随手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从腰上解下来,双手托着,回赠给荣桓。

荣桓渡海乘的是一艘小汽船。同船的有参谋处长李作鹏、保卫部长苏静、供给处长何敬之、卫生部副部长王雨田、罗生特大夫和他的英文翻译方政,还有上述人员的家属。我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和肖华同志的小女儿也都在这条船上。机关人员和部分警卫队分乘另外5艘汽船。

为了防备在海上碰到美国军舰发生麻烦,我们穿的都是胶东区党委准备的便衣。荣桓穿的是长衫,化装成商人。我穿的是一件旗袍。记得我还是在家乡当小学生时,穿过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参加革命后,15年过去了,从来都是短装,此行穿上旗袍,还真有点别扭。至于警卫人员的枪支,有的掖在怀里,有的用绳子缒在船尾水下,既不易被发现,也便于万一情况有变时,可以立即提上来使用。

起锚时,龙口海湾里风平浪静。我们都站在甲板上同送行的人群招手,观看着缓缓后退的码头。人群、房屋越来越远。海岸终于成为一片山峦。同志们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齐鲁大地,告别了根据地的父老乡亲,都有些恋恋不舍。我们这个船队速度比较快,超过了两边一艘艘帆船。在甲板上纵目远眺,汽船、帆船星罗棋布,可真是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景象十分壮观。当海岸终于消失,四顾茫茫一片的时候,起风了。浪头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已经逐渐散开的帆船象树叶一样在波峰浪谷之间,时隐时现。我们这艘汽船此时也象喝醉了酒,不住地摇晃。一个大浪打过来,船于是大起大落。甲板上开始有人呕吐,我也感到恶心。同志们纷纷退进船舱,咬着事先准备好的防晕船的咸菜疙瘩。但是不管用,一个吐开了,象是传染病一样,我们都跟着呕吐起来。

我也象当时渡海的大多数同志一样,第一次坐海船。不仅如此,这一次数万大军的渡海行动在我军历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而这一波澜壮阔的行动是在没有气象预报、缺乏通信联络、没有导航设备的条件下进行的。几百艘渔船,十来艘汽艇,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启锚了。尽管许多人呕吐了,有的船只漂到鸭绿江口,有的漂到兴城,还有漂回山东又渡过去的,但这一壮举终

于在几个月之内胜利地完成了。

在我们这条指挥船上,不晕船的只有荣桓、罗生特大夫和一个警卫员。荣桓以前对我说过,1926年他从青岛到广州,坐的就是轮船。那是一条货船,载人的船舱都在水下,又拥挤又闷热。许多人都吐了,但他没有吐,他走上甲板吹海风,一点也不晕。想不到20年过去了,他得了重病,仍然适应海上航行。

荣桓一向爱干净,这时便忙开了。他和那个警卫员一会儿打扫船舱,一会儿去倒痰盂。我这时已经晕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忙活,却帮不上手。

船长看到他去倒痰盂,忙走过来阻拦:“首长,别倒了。吐在地下不碍事,待一会儿我们来扫。”但他不听,仍然在忙碌着。

下午,在渔船左方出现了岛屿。有的警卫员挣扎着要到船尾去守住枪,万一遇到敌人,他们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参谋们忙告诉他们不要紧张,对他们说:“一个多月以前,部队还没有渡海,胶东军区许司令员就派部队把内外长山列岛都控制起来了。这些岛上都设有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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