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7日中午，在吉林省九台县城通往其塔木的公路上，突然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就是有名的张麻子沟战斗。
那时，我是东北民主联军一纵一师一团的团长。说来也巧，在一次伏击战中，我们全师包围了敌军的一个团，战斗是在方圆10多里的山野雪地上展开的。战场相当广阔，而我团偏偏同敌人号称“王牌军”的“王牌”团长王东篱狭路相逢，并在雪地里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拼杀。
这件事，虽说不上多么奇特与惊险，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时，东北国民党军为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先后四次集中兵力，进犯临江我南满根据地。为配合南满我军“四保临江”，我们驻北满的部队，曾三次南渡松花江，开展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张麻子沟战斗，就是一下江南的“围点打援”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1947年1月5日，我们奉命从榆树县的秀水甸子出发，南越松花江，同纵队其他的兄弟部队一起，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过江战役行动。一纵给各师下达的作战任务是：有三师围攻松花江南岸的其塔木敌据点，守敌是国民党新一军38师113团的一个加强营；二师进至其塔木以南的张家不屯，阻击可能由吉林、乌拉街来增援的敌人；我们一师，则直插其塔木西南的张麻子沟，负责歼灭可能由九台方向来增援的敌人。
张麻子沟，是个100多户人家的山村，位于九台县城通往其塔木的公路上，据九台越70华里，据其塔木越20多华里。村西头是一道地势险要的山口，公路通过山口，从村子中间穿过，村子夹在两山之间，是伏击敌人的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我们团是师的前卫，我率队走在前面。部队冒着严寒，踏着厚厚的积雪，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跋涉，于1月6日上午八九点，来到张麻子沟以北十多里的地方，这时，师部侦查员吴道坤等同志，已经从窃听敌人电话的方式得到情报：九台的敌人正准备向其塔木增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高兴，看来这一仗准能打上，路没有白跑。
接着，师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给各团下达了战斗命令。师首长命令我团迅速前进，占领张麻子沟。下午，根据情况变化，又几次调整部署。部队前出数华里，将战斗力最强的一营放在张麻子沟南面越两华里处的双顶山上，二、三营紧挨着一营依次展开。在双顶山上，还加强了一个迫击炮连、两个重机枪排双顶山高100多米，位于公路的东侧，离公路很近，易于接近敌人，发扬火力。我们团的任务，是以双顶山为核心阵地，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迅速由东向西压上公路，孟打猛冲，将敌人拦腰切断；二团隐蔽在张麻子沟的西北面，担任正面阻击的任务，封住“口袋”底；三团布置在公路的西面，任务是首先断敌退路，再由西向东打。这样，就给敌人设下“口袋”，以全部、彻底地消灭敌人。
当天夜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在冰天雪地里过夜的战士们，虽然身上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可在滴水成冰、哈气成霜的严寒条件下，对每个人的身体和意志，都是极其严重的考验。特别是隐蔽在双顶山上的干部战士们，不仅身上落下了厚厚一层雪，眉毛、帽檐、衣领上，还结了厚厚的一层霜。无情的霜雪，吹打在身上、脸上，像刀割一样，使人疼痛钻心。战士们把毛巾包在脸上，把冻僵的手揣在怀里，脚冻得没处放，有的就干脆插在雪里。为了更好地隐蔽，大家依山势地形，藏在一个个雪窟窿里，并把大衣反穿着，白里子朝外，再加上大自然“雪上加霜”的加工，连眉毛、鬓毛都是白的，成了最好的伪装。不要说在远处，就是到了跟前，不注意分辨，也分不清哪里有人。
这天夜里，我和政委李积泰、副团长杜秀章以及参谋长张希望、政治处主任樊希孝，几乎整夜都没有睡。团指挥所当晚就设在张麻子沟靠近公路的一间民房里，第二天拂晓才搬上山。电话的同志，把一部电话机接到敌人的电话线上，由团里的几位领导轮流监听，亲自掌握九台与其塔木敌人的通话情况。我们还分头到各营、各连检查战斗准备和政治鼓动工作，并不时地道前沿阵地去看看情况，唯恐冻伤战士，造成非战斗减员。晚10点多钟，我来到双顶山上，看到一个营的干部战士，正在同风雪严寒搏斗，尽管他们身上冷、腹中饥，可一听说有仗可打，个个情绪饱满，毫无怨言。不少人宁肯自己挨冷受冻，却把皮乌拉里的乌拉草掏出来，包在枪身上，怕枪机冻住了，到时候拉不开枪栓。在这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之夜里，同志们下铺冰雪上盖寒天，为了战斗的胜利，一动不动地熬着时间，等待敌人钻进“口袋”，战士们这种惊人的忍耐力、英勇无谓的革命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一夜风雪过后，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这时，我们已得到进一步的情报，从九台出来增援的敌人是新一军38师的113团以及九台保安团的两个中队，已于夜间零点左右，到达芦家屯。因是夜间，敌人没敢贸然前进，便住下了。
对面不远就是敌人，部队更加注意隐蔽了。可是，眼睁睁等到上午八九点，仍未见芦家屯方向有任何动静。
“我军的行动意图被敌人发现了吗？这不大可能。”我心里一面犯着嘀咕，一面命令部队注意隐蔽、注意观察。
大约上午11点左右，敌人才开始行动。在前面开路的先头部队和中间的五辆装甲车拉开距离，一面轰隆隆向前面开去，一面用机枪向公路两侧盲目地射击。这是敌人所谓的前进中的“威力侦察”。不过，无论敌人怎么折腾，四周的一切依旧平静如常，毫无反应。因为各部队早已接到严格的命令，不看到师里统一发出的攻击信号，任何人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我率领部队隐蔽在双顶山上，因为位置突出，最先进入敌人的火力侦察范围。由于双顶山地势险要，也是敌人火力侦察的重点。可是，敌人虚张声势的乱枪乱炮根本动摇不了我军战士的坚强意志，大家硬是一动不动，严守战场纪律，等待着敌人全部钻进“口袋”。
狡猾的敌人，在路上小心翼翼地磨蹭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十二点半的样子，先头部队才进张麻子沟，大队人马也都进到了双顶山上。这时，只见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击开始了。顿时，漫山遍野，枪炮齐鸣。集中在双顶山上的迫击炮、6挺重机枪和18挺轻机枪，同时吼叫起来，各种枪弹狂风暴雨般地扫向敌群。正在行进中的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懵了，一下子乱了营。溃不成军的敌人，东一块，西一群，在公路旁的雪地里乱碰乱撞，狼狈不堪。我们在双顶山上，见敌军已乱，趁势一起冲下山去。山坡不是很陡，又有厚厚的积雪，大家象坐滑梯一样，抱着枪，坐在雪坡上向下出溜，转眼之间便冲到了公路上，同敌人混战在了一起。二连的同志们冲的快、攻得猛，一举将敌人的五两装甲车都击毁了。这时，二团的同志已将敌人的去路堵死；三团也从芦家屯的方向包抄过来，并迅速地收拾了敌人的两个保安中队。这样，我军从四面八方对敌人形成包围，一场围歼敌人的战斗，在空旷的山野里，在茫茫的雪地上，激烈地展开了。敌人虽是“王牌”，但建制已被冲垮，重火器展不开，火力发扬不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已大部被歼，包围圈也越来越小。但其残部，仍在继续顽抗。
这时，部队已全部冲下山去。我随出击部队跑到双顶山西侧的山脚下，正在向西北方向的战场观察，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影，脱离了炮火连天、激烈厮杀的人群，向南落荒而逃。
“想做漏网之鱼吗？休想！”我带领身边的警卫员，便向西南方迎头追去。我想，兵败而不投降，还企图逃跑，绝不是一般人。因此，决心要截住这几个家伙，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距离开始有200多米，后来越追越近了，才看清逃跑的一共有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军官摸样。因积雪很深，每向前迈一步都很费力气，敌人跑得慢，我们追得也慢。当时，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班的杨班长和警卫员王世洪两个人。杨班长和小王都是山东莒县人，个头高，腿长，他俩手持卡宾枪，紧紧跟在我左右。
我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跋涉，一边告诉他俩：“快追，争取捉活的。”可是我的话音刚落，杨班长已举起卡宾枪，先向对方开了一枪。
我问：“怎么搞的？为什么开枪？！”杨班长大声说：“没看见那家伙想你瞄准吗？”
我一看，岁数较大的那个家伙，已经腿部负伤蹲在地上，手里的卡宾枪已掉落在旁边。
这时，双方相距不到100米，都互相开了火，形成了三对三的对峙局面。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双方的一举一动，互相间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见那个负伤的家伙，单腿跪地，满脸杀气，又从身上掏出一支手枪，并举枪向我射击。说时迟，那时快，杨班长手中的卡宾枪，又先敌开了火。那个死到临头还坚持顽抗的家伙，胸部又中了一弹，便一命呜呼了。
我们一拥而上，活捉了其余两个人。并当场追问：“这个被打死的是什么人？” 据俘虏供称，被打死的是他们团长，名字叫王东篱。两个被捉的人，一个是副官，一个是警卫兵。除了丢在地上的那只卡宾枪，我们从死者的身上，又掏出了两只手枪，一直是左轮，一只是六轮。另有欧米茄坤表一块，“5.1”派克钢笔一支，在笔杆上还刻有“王东篱”字样。这进一步证实了死者确系敌新一军38师113团团长王东篱无疑。
这一仗，从师里发出攻击信号，到战斗结束，仅用了两个小时，国民党新一军这个所谓“王牌军”的“王牌团”，即被全部歼灭，计毙伤敌团长王东篱以下240名，俘敌868名，无一人漏网，并缴获了全部的武器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