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家岭是一个突出的小山岗，山岗上都是一些大院套，墙有6米多高。敌人盘踞在大院里顽抗，我们连在向焦家岭的山脚运动时，就伤亡了6个人。连长吩咐我把伤员送到包扎所，把他们的枪支送回连部驻地，交给司务长，再回到阵地来。
送完伤员后，我背六支步枪还有子弹带和二十几颗手榴弹，差不多一百多斤往连部驻地奔去。我们连部驻地就在焦家岭山岗脚下也是一个小院套。焦家岭上的敌人居高临下能把小院看得很清楚。我刚进门院内就落了一个炮弹，把窗户纸都打着火了。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劲，背一百多斤弹药还能健步如飞，一个箭步窜到屋子里。就在这时我的背后一声爆炸，好像谁推了我一把，一下子摔倒在门槛上。我心里想可能挂花了，我活动活动手脚好像没有痛的地方。我爬进房里把枪支子弹袋和手榴弹拖进房里，发现枪托叫炮弹打断了，手榴弹袋也被打破几个洞。大概有手榴弹护腰才没打到我的后腰。我的狗皮帽子的耳朵也被打破了，心想好悬，差一点就见马克思了。
老司务长在烧开水，他打量我一下：“怎么样挂花了吗？”，“没有，我带的枪和手榴弹袋都挂花了”我开玩笑的讲。我把枪交给他，他问我们连在那个阵地后，我就往院外走。刚一跨出门好家伙又来一发炮弹，我马上躲回屋里。我想：妈的，炮弹跟上我了，刚才不打，单等我出来打，这不是专门想打我么，为一个人开炮划得来吗。我突然想起一定是司务长烧水烟囱冒烟，敌人认为这里有部队。我就转身告诉司务长：“敌人发现这里有烟火老向这里打炮，你换个地方烧。”老司务长说：“不怕，水快开了，他们有炮弹就叫他们打吧，消耗消耗他们的炮弹也是好的。”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馒头还是白面的，塞给我。我接过馒头就往外跑，敌人还是不停地向这个烟囱冒烟的小院里打六零炮。
回到连队的阵地这是一个天然的小通沟，一人多深。沟沿上是用雪临时堆的步枪和机枪射击位置。这时敌人不时打来冷枪冷炮，可能是搞火力侦察。因为天太冷，机枪都用棉被包着，团部还给我们调来一个水压重机枪，也用棉被包着，不然就打不响。排长都集合在连指挥所，连长传达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敌人一个团叫我们一个师包围在焦家岭，今天下午开始总攻击，我们的任务是佯攻，掩护九连冲上去。
连长还给大家下了一个奇怪的命令：不准尿尿，要听命令才能撒尿。这是啥命令？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也没敢问。打起来之后才明白是为了那架水压重机枪，不打枪时就得把枪管里的冷却水放出来，不然里面的水就冻了，容易把枪管冻坏。打枪时要加水如果打一带子弹不加水，枪管就热了，子弹打不远。存水的水壶也冻成冰了没有水，所以只有用尿当冷却水用。（那时要有防冻液多好）
当掩护九连往大院冲锋时，这一招真的用上了，几个人就把水压机枪的水管尿满了。不过水管的口小了一些，尿的里外都是尿，一开火枪管打热了后那股尿骚味就甭提了。火力支援完成后，射手和弹药手熏得直恶心想吐，逗得大家笑的直拍大腿。
九连冲锋时，全团的机枪都集中到一个山梁上，一声长号音一齐开火，象刮台风似的呼呼叫。九连一个排一个排地往上冲，冲到焦家岭敌人大院的墙底下，敌人也打不出枪来，只是六零炮还在还击。九连的战士翻不过墙，墙有两丈多高手榴弹丢不进去带的木梯子没有跟上来，又没有准备炸药包。没办法，只好退到墙外一个大草垛后面，这时敌人的重机枪也响了，一发燃烧弹把草垛打着了。九连同志没办法只好往下撤，通过一片开阔地时敌人的火力猛射，我们火力也压不住了，九连的伤亡很大。我们小沟里也落了几发炮弹伤亡了几个人。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虽然没有月光，但是满天星斗加上一片白雪地还是可以看清楚一些地形和来往的人影。
晚上命令传来把我们警卫连拉上去了。这次不从九连冲锋的方向打，而是从南边小山岗冲上去。临时指定我给连长当通讯员，这样连长身边就带了三个通讯员。
我们连运动到南边的山岗脚下，山岗脚下一排五间大瓦房，我们从大瓦房后面爬到山岗脚下，一排在右二排在左，三排跟在一排后面。当听到八连发起攻击时（他们是佯攻我们是主攻）我们就一下子冲到有三百来米的小山岗上，虽然敌人也有轻重机枪封锁但火力并不强，（看来八连佯攻起作用了）我们没伤亡几个就冲到一个小土地庙前面的土坎一线。
我跟连长一起蹲在小庙台上，小庙后面就是几户人家，没有大院套。敌人在墙里面挖枪眼，挖的墙壁咚咚响，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敌人的机枪火力正封锁小庙这一片，猛烈地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连长命令我快到团部指挥所告诉团长我们连冲到屯子边上有墙挡着进不去，要求给一门平射的迫击炮来就可以冲进去了。
我接完命令立刻就往山岗下跑，好家伙敌人的火力立刻都朝我这个在雪地上奔跑的人开火，子弹呼啸在耳边象刮风似的，子弹一道红一道绿在我脚下直窜。我猛跑了一段路一下子摔倒了，当时我以为叫子弹打着了。我滚到一个小粪堆后面摸一摸我的腿和胳臂没有痛的地方，“不怕，没打着”。这时敌人也不朝我开枪了。我在粪堆后面使劲喘口气，把棉大衣扣子解开，这样跑时大衣就不拌腿了。我往右边滚了一米远爬起来就狂跑，敌人的枪又向我开火了。由于我先向右滚了一米多远敌人没打着，可是敌人的火力追着我打，我越往下跑敌人的子弹越难打到我，因为这里地形是鱼脊梁似的有十五度的小斜坡，子弹只是在头上吱吱叫。快到连的预备阵地了，我一头扎到雪沟里。正好连指导员和文书都在那里，忙把我拉起来问“怎么样？打着了吗？”我摸摸身上说“没事，敌人子弹不敢打我，我还没看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了指导员连长的要求，指导员让我马上到团指挥所报告。我马上跑到团指挥所，团长宋维轼听完我的报告就叫参谋长（以后在辽西会战中牺牲，还是我用大车把他的尸体送到师部）带五连一个排和一门迫击炮随我到警卫连前沿。
我在前面带路，从五间大瓦房后面向我们连预备阵地小山沟运动。快到连预备阵地时就听见小庙方向传来一阵阵紧密的枪炮声，我当时想可能连长等急了，组织部队冲上去了。我在前面拼命跑起来，刚到小山沟我们连的人就从小庙撤下来了。有的人挂了花，有的人是爬下来的。连长没有下来，通讯员小黑子也没有下来。只听见通讯员小胖子向指导员讲：我们正趴在小土坎一线，敌人的六零炮向小庙吊上了，专打小庙的小土坎一线，连长叫他通知一二排先撤下去，我去通知等爬回来就不见连长了。指导员叫小胖再上去找连长，如果挂花了就把连长背下来。并告诉我小胖背不下来你再上去，这是死命令。
我和小胖爬上沟沿，小胖叫我在那里等他。他一个粪堆一个粪堆往上运动，不久就看不见了。我等了他几分钟，但我好像等了半天了，我正要往上爬就见小胖子背着连长爬下来了。快到鱼脊背的下坡路时突然在他身边落下一发炮弹，他的大衣叫炮弹的冲击波吹得一扇就再也不动了。我马上爬了过去，一摸小胖的头，脑浆子沾了我一手，还热乎乎的。小胖子没救了，我一摸连长冰凉，我估计已经牺牲了。我再看了看往下撤的地形，心想这一来非挨炮不可，干脆抱着连长往下滚吧。把连长放到我身上，开始滚得很费劲，再滚下去往下的坡度大些，加上滚几圈有些惯性力，就这样一直滚到沟里。
连长已经牺牲了，伤不大，但打在头部的动脉上，血都流光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身上已经凉了但还没僵硬。那年他才二十四岁。回到滴水壶大院里我和卫生员把连长脸上、身上的血迹擦干净。把连长包里的新军装给连长穿上。
天亮了，指导员让我去买棺材，多少钱都行，一定要好的。我跑了好几个大院在屯里发现一口大红棺材，外边还画了不少花纹。一看那院套的架势还是个不小的地主，管他呢，抬走！回到连部大院里我告诉指导员是地主的棺材，指导员就不吭声了。后来全连（实际只有半个连，其余都牺牲了）把连长葬在焦家岭对过一个小山脚。
连长留下一个小挎包，指导员给了我，说我把连长背回来的，做个纪念吧! 这个小挎包是黑布的，虽然已磨得有点发白，皮包角也坏了，但我还是很珍惜它，一直带在身边。
我们把连长葬了以后，中午，总部用六匹马拉回一个大炮，我不认识什么炮，反正炮筒子有大腿粗，炮弹头有两尺长。一下子拉来四门。我们要求当突击连，连不够编成排，团里不同意，结果让我们给三营当预备队。
大炮开始试射几发，不错，都命中目标。第一发炮弹就把小土炮楼的盖给掀掉了，我们高兴的跳起来给炮兵鼓掌叫好。四门大炮一起开火了，焦家岭几个大院冒起一个个烟柱，土墙也被打塌几个豁口。
二营五连冲上去了，手榴弹爆炸声后喊杀声又响成一片，说明已经拼刺刀了。六连也冲进去了，敌人还不投降。这时我们大炮已经不打了，因为步兵冲上去打交手仗炮火就用不上了。连里急的没办法要求三营长批准我们上去，三营长不同意，我们一排长就借口要到小庙收找我们连战友的尸体，他才同意我们连剩下的人冲上去。
为我们的连长和战友报仇！当我们冲上去的时候第一个大院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第二个大院除打死打伤的也没有人了。一排长干脆领我们一直往里面插，插到屯子中央赶上一个尾巴，一间房子里敌人正在往外打枪，其实这间房子的后墙已叫我们的大炮把后墙炸塌了，我们冲上去就和敌人拼上了刺刀，拼倒了几个，剩下三个交了枪。我们抓到一个六零炮班长，这小子炮弹打光了还和我们拼刺刀，要不是有俘虏政策，一排长真想把他一枪毙了。战斗结束可枪声不断，这是我们试用缴到手的新武器，枪是冲天放的。
第二天我们连全体人员到小庙附近寻找我们战友尸体，小胖子、小黑子和其他一些战士的尸体都找到了。因为天冷，他们仍保持临死时的姿势，握枪的两手掰都掰不开，想把每个人身体弄直都很困难。没办法我们就那样集中就地埋葬了。怕还乡团挖出来，我们埋得像平地一样，不留痕迹。他们的遗物也不多，当时每个人也没有什么私人财物，有的遗体就是一个本子一支铅笔，这些东西都交给他生前要好的战友保存起来。大家都很伤心，连一个花圈也没有吗？小北风一吹刮着雪花一会就把坟地盖住了，看不出那是埋战友的地方了。他们只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就为我们的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默默地躺在至今不为人知的地下。
我们当晚仍住在滴水壶，晚上集合，宋维轼团长来给我们讲话。我记得总的意思是对牺牲的同志不要忘记他们的功德，评功时报上去，化悲痛为力量为阶级兄弟报仇。同时宣布新的连长和排长的任命。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饭，往江北撤。因为我们这一仗搞掉新一军的一个团，把敌人打痛了。敌人的增援部队追了上来了，我们必须马上撤回江北。太阳还没冒红我们就随团部出发了，西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很快每个人帽子、眉毛胡子都结了一层白霜。我的手易长冻疮这几天也发作了，手指头肿的拳不上，手背也肿的像个小馒头。到了宿营地进了房子，我的鼻子出现了一个大水泡，两腮也是水泡，痛的象火烧似的，擦了冻疮膏也不管用。卫生员叫我保护鼻子，别碰它。后来看报纸才知道，那天是零下四十度，怪不得冷的出奇，我们连有几十人冻坏了手脚。这是一下江南，我们共三下江南是为了配合南满的三、四纵队作战，当敌人集中新六军、新一军进攻南满时，我们北满的部队就下江南抓一把把敌人引过来后，我们又退回江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