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徐占东是一个1936年参加地下抗日武装斗争的老红军，也是参加冀东武装抗日大暴动的老八路。八年抗战期间，他在智勇双全的冀东军分区包森副司令员的领导下，在英勇善战的冀东军分区六区队曹致福队长的直接指挥下，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百余场。在烽火硝烟的战场历经磨练，我们的父亲从抗战初期的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带兵打日本鬼子的营长。
父亲说，冀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的八年抗战非常艰苦，牺牲了很多的战友和同志。八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是进入相持阶段后的1942年。那一年，冀东的抗日武装被迫在日本鬼子用“三光政策”（日本侵略者所推行的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政策）制造的无人区里坚持战斗。那时，发生在丰润县的“潘家峪惨案”和滦县的“戴庄惨案”，就是日寇用“三光政策”制造的灭村惨案。父亲在抗日战斗中多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其中既有枪伤，也有弹片伤，还有与日本鬼子拼刺刀留下的刀伤。最令人称奇的是，在父亲靠近心脏部位的两根肋骨间，还夹着一颗日本“三八大盖”（一种口径6•5毫米的日本造步枪）的子弹头。就是这颗罪恶的子弹头差点要了父亲的命。父亲说那是发生在1944年4月25日的一次战斗。那一天，身为六区队三连连长的父亲奉区队长曹致福之命带领18名战士4挺机关枪，配合九区队两个兄弟连队在掩护冀东军区领导机关的转移中，突然与前来围剿的日本鬼子遭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为争取时间让军区机关突围转移，父亲平端机关枪，突然向进攻的鬼子扫射，并带领18名勇士奋勇冲锋，杀开一条血路，在战斗中父亲胸部中弹负伤后仍坚持战斗，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后，才因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关于此次战斗的情况，在汪学文编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407团发展史》一书43—45页有详细记载）。当父亲的战友民兵英雄徐海增将重伤的父亲抬下战场，误以为他已经牺牲，而将他装进薄木板钉成的棺材中准备下葬时，被闻讯连夜骑马赶来看望的区队长曹致福制止，要见父亲最后一面，命令打开棺材发现父亲嘴角冒血泡还有出气。曹队长让医生张礼奉用刺刀撬开父亲紧咬着的牙关，灌下汤药抢救，才使我的父亲“死”而复生。自古燕赵多豪杰！父亲本来就是一个性情豪爽的人，自从这次死里逃生之后，他更是视战友和同志们为亲人，视日本侵略者为不共戴天的仇寇，全身心地投入到打鬼子的战斗中。父亲先后参加过的有史料可查的战斗就有东双城子攻坚战，东梁子河、刘备寨、柴王店伏击战，前、后稻地突围战，袭击日寇大陆、宏鑫金矿，智夺大、小惠陵圈等战斗。父亲说搂草打兔子全歼一中队鬼子的歼灭战，是打得最漂亮的一战，那是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1942年初冬，身为六区队（相当团）三连（相当营）连长的父亲率一中队（相当连）的战士越过鬼子的封锁线，拨掉了一个鬼子盘踞的人圈，缴获了一批鬼子的武器弹药，冬服及食物，并让中队长带部分战士携带缴获的物资和伤员由原路向北护送进山。父亲带领60多名战士由东向西，准备在遵化西北边的汤泉让战士们洗洗温泉澡，洗涤战争的尘埃，度过漫长难耐的冬季，再向北突破封锁沟返回驻营地。在离汤泉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几堆篝火，再近点就听见唧唧呀呀的鸟语。父亲断定汤泉有鬼子兵，马上派侦察员高连泰带人前去侦察。不一会大老高回来报告，估计有一中队扫荡八路军的鬼子正在水池里汤澡。父亲马上作出了出其不意全歼这股鬼子的决定，并作出了战斗任务部署，二个战斗班对付室内汤澡的鬼子，三个战斗班对付室外几个大池的鬼子，一个班担任警戒，随时准备阻击从南面堡子店据点的鬼子增援。要求所有战士听到命令后第一时间将手榴弹全部投向鬼子群。准备就绪，只听父亲一声令下，60多枚手榴弹飞向了鬼子，5分钟解决了战斗并打扫完战场。战士报告有几个鬼子伤兵怎么处理？父亲听后破口大骂“老子的伤兵还缺医少药，还管这些狼羔子，这帮王八犊子伤好后还会咬人。搁在这，鬼子自己来收拾”，随后押解缴获鬼子的全部武器和鬼子在扫荡中抢夺群众的大批粮食财物及这群鬼子脱在水池边的军装，越过封锁沟回到大山里的无人区。这一天两次战斗为八路军、游击队，地方政府筹集了大批过冬的物资和粮食，大大的提高了无人区人民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心，打破了鬼子吹嘘的封锁沟，人圈不可愈越的神话。在这次战斗中父亲缴获了两匹战马，向曹队长提出了我不要功呀奖呀，我只要这两匹马，让我的兵吃好喝好休息好。从此，这两匹战马跟着父亲参加了出关打沈阳，进关攻天津，南下驱老蒋的战斗。直到父亲因伤离队，才与他心爱的无言战友含泪告别。在每一次战斗中，他都是英勇顽强、冲锋在前、胆大心细、机动灵活。由于父亲及他所带的队伍能够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父亲多次立功受奖，父亲所领导的游击大队，领导的连队，营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先后涌现出一批冀东勇士，全国战斗英雄等模范人物，其中有朱福录、胡凤岐、高连泰、陈学良、田广文......。1945年上半年，在战略大反功的新形势下，父亲与他所在的队伍一起，参加了解放他的家乡遵化县和玉田县等地的战斗。这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经历了八年英勇抗战的中华民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45年9月，侵华日军宣告投降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匆忙向东北派兵。为保卫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不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抢占，党中央决定从山东抗日战场抽调部分主力部队增援东北的同时，再令冀东军区就近调派一些部队抢先出关。为此冀东军区的部队在这一年的11月11日于玉田县成立了冀东纵队。这支由坚持了8年抗战的冀东军区部队组成的冀东纵队，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他们在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下，转战于长城内外，并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947年8月，冀东纵队在遵化县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四野九纵队），也就是以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序列中的第46军。时任冀东军区17团三营营长的父亲，改编后也就成了四野46军136师407团二营营长。父亲说，部队出关前后与国民党军队的磨擦不断，仗也越打越大。1946年初，父亲率部先后参加了承德保卫战、香河保卫战。1946年6月“安平事件”发生后（电影《停战以后》反映了此次事件），父亲率部参加了攻打朝阳的战斗。1947年，父亲所在部队转战回到关内，参加了蓟县、三河的保卫战，以及解放工业重镇唐山的战斗。1948年初，父亲所在部队再次出关。这年10月，父亲参加了辽沈战役中与团长李梅溪率主攻营参加了攻打锦州的战斗。在攻坚战前一天，父亲让通讯员卖掉了手表，派克钢笔，皮大衣并申请了安葬费，让全营士兵饱餐一顿，第二天为了行动方便、敏捷脱掉了棉衣棉裤身穿衬衣手端机关枪，身先士卒，带领全营干战，疯一样的杀向战场，冲进了锦州城。紧接着在11月份的营口追击战中，父亲所率的一个营猛打猛冲，围歼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团政委曹海炳在回忆录中有描述）辽沈战役结束后，父亲随大部队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大部队挥师南下。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这年8月，父亲所在的部队经历了和平解放长沙的全过程。之后，父亲随大部队继续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于8月14日解放了攸县、安仁等县。也就是在这次衡宝战役中，父亲所在的部队打败了在国民党军队里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1949年12月4日，父亲所在部队实施湘南剿匪作战，一举攻克国民党残匪盘踞的蓝山县城。也就是在这天的战斗中，父亲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武装交警总队的美式机枪打断了左腿。解放蓝山县城后，重伤的父亲被留在湖南疗伤，未能跟随大部队继续南下打到广东。这不仅是父亲为什么会一度离开军队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生在湖南的原由。
父亲在湘南剿匪战斗中被国民党残匪的机枪打断了左腿，被送到长沙疗伤。当医生把他那被打断的左腿接好后，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近三公分。此后父亲就离开了他战斗过的老部队46军136师，转业到湘南的临（武）、蓝（山）、嘉（禾）联合县任公安局长；以后又调到郴州地区公安处（局）任副处长、处长。1958年国家组建公安武装部队时，父亲又兼任郴州地区公安支队的支队长，被授予中校军衔。就这样行武出身的父亲在离开部队8年后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部队，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职业军人。父亲因在战斗中负过很多伤，评残时虽然父亲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但他的体质一直很好，能大碗吃饭，大杯喝酒、大口吃肉。不是细心的人，也看不出他是一个两条腿不一般长的人。父亲是个一米八二的大个子，他身高体健，力大无比，别人只能用肩膀挑动的一对大水桶，他用两只练过铁沙掌的手提起来就走。
1970年，父亲已经是行政12级的军队高级干部，父亲作为部队的第一批带薪离职休养的老干部以师职待遇离休了。父亲离职休养时，按他当时的条件可以进广州军区建在长沙市的干休所，也可以进北京军区建在唐山市的干休所。但父亲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遵化县养老。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在遵化县城里给他盖了一幢平房。这幢坐北朝南的平房共有6间，每间20平方米，并带有近200㎡的小院。父亲非常满意他的离休待遇和环境，在小院里开出了两小块地，适时地种上一些瓜果蔬菜，过起了田园般的退休生活。
父亲的脾气不好，是父亲给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就留下的印象。那时，往往我们一句话说得不对或一件事做得不好，都会惹得他大发“雷霆”。每到这时，母亲就成了我们兄弟三人唯一的保护神，这时的母亲除了耐心地劝慰父亲，还会采用沏茶送水、让父亲吸烟的方式来分散父亲的注意力。每当父亲的“雷霆”平息后，母亲就会埋怨那颗日本鬼子留在父亲胸膛里的“三八大盖”子弹头，说要不是那个鬼东西作怪，你们父亲的脾气也就不会越变越坏。因为父亲的脾气耿直，遇不平事爱动肝火，一动肝火就要骂人，因此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部队老根据地时就有一个外号，叫“徐大骂”。凡是父亲的老战友老堡垒户来看他，没有不直呼其“徐大骂”的。为了改变父亲一生气就爱骂人的坏脾气，母亲多次建议父亲去医院做手术，早点把那颗日本鬼子留在他身上的子弹头取出来。在母亲的劝导下，父亲于1958年和1965年两次先后住进过163医院和省湘雅医院，均因X光片照出的结果是子弹头紧挨在心脏边，手术的危险性太大而不得不放弃做手术的计划。就这样，这颗罪恶的子弹头就一直靠在父亲那颗不停跳动的心脏边，直到父亲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
1990年2月1日，父亲在遵化县医院病故。2月8日在遵化县委、县政府的大院里，父亲生前的战友、同事、街坊邻居，以及遵化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600余人参加了我父亲的追悼会。会场两边悬挂着政府送的挽联，上联：戎马一身功绩千古，下联：英雄芳名冀东永存。灵堂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爸爸的老首长，46军军长、新疆军区司令员肖全夫伯伯、曹致福大爷、杨春银、娄平、朱福录、袁树奎等一批在京津冀地区的首长、战友送的花圈。追悼会由县长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后，在县领导及父亲生前战友的陪同下，我们兄弟三人将父亲的遗体送到火化场。当我们强忍悲痛将父亲的遗体送进焚化炉后，在场的领导及父亲生前战友便把我们兄弟三人拉到了室外。我们在悲伤和寂静中等待，突然一声金属掉落在铁皮桶里的声音，让我们兄弟三人立即意识到，这一定是那颗镶嵌在父亲胸膛里45年零9个月的日本“三八大盖”子弹头发出的响声。当我们兄弟三人用大理石骨灰盒为父亲装殓骨灰时，看到父亲的一些遗骨被子弹头底部灌铅融化后染成了银白色并凝结成块，我们都无比的悲愤。也就是在那一刻，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我国，当年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魔爪蹂躏的广大地区，尤其是东北、华北、华东这些受害时间最长，受害程度最深的地区，特别是受到屠城之灾的南京，有着和我爷爷、父亲类似痛苦经历的人们，也都会和我们家一样，祖孙三代人都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有着切齿的仇恨。
当我们酝酿动笔写这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之前，我们有幸在遵化市民政局看到过一些父亲的档案材料。在父亲的档案材料中记载着，因当年父亲作战勇敢，战斗作风顽强，敢打硬战，在基层指战员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在大部队南下的1949年初，父亲作为基层指战员中的党员代表，被选举为46军军党委的委员。这件事父亲生前从未跟我们说起过，是父亲病故多年后，我们才从父亲的档案材料中知道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参加了8年抗战的老八路，从1944年4月25日起，就有一颗日本侵略者的子弹头在他胸膛里伴随着他。新中国诞生不久，他又在湘南的一次剿匪作战中，被国民党残匪的机枪打断过左腿。父亲以一个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的残疾之躯，艰难地走过了他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
我们的母亲单洁波是烈士牛茂山独生女儿。原名牛凤琴，化名林彬，出身遵化宫里一个没落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是遵化早期的中共党员。姥爷原名牛印槐，化名牛茂山，家中行大。在姥爷的指引下，他的亲兄弟纷纷在抗战前或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其中有二姥爷原名牛印芳，化名赵文选。三姥爷牛印青，化名牛子介。五姥爷牛印山，化名艾文。母亲从小受姥爷的教育影响，在姥爷牺牲不久的1937年，年仅16岁的母亲即参加了抗日工作。在抗日时期先后在村里任妇救会长，区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遵化五区区长，随军南下家属队指导员。全国解放后任县公安局治安股长，地区百货公司经理，地区供销社主任。1958年因身体原因退职休养。1966年12月28日母亲因脑出血抢救无效离开了我们。
1945年5月经组织批准，父母亲两位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有缘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结为革命伴侣。
父母亲虽然因病、因伤离开我们多年了，母亲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父亲威武雄壮的军人风范永远留在儿女们的心中。
我们亲爱的母亲，敬爱的父亲，您们安息吧！
2015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