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杨培青（1935年出生，山东金乡人，退休前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我的爷爷杨汉章，曾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在鲁西一带教书，在当地很有名望。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汉奸“维持会”，还有咱们党的地方政权，都希望他能为自己做事。维持会和顽固派甚至还把他抢了去，摆上酒席拉拢他，他就以绝食抗争，最后他们只能作罢，把他送了回去。他说他的好多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他就认准共产党了。后来就一直在湖西地区协助共产党开展抗日救国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爷爷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史馆馆长等职。我父亲杨希文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比较聪明，但性格有些叛逆。
父亲从主张“君子不党”到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青岛大学组成学生抗日救国团，到南京去请愿。我父亲杨希文当时正在青岛大学读书，就由他领头，带着一百九十一个人坐火车到了南京，他去递交了请愿书，还被蒋介石在军校里接见，所谓训了话。后来因为这件事我父亲被学校除了名。退学后他去了无锡教育学院读书。受无锡教育学院院长俞庆棠的影响，我父亲认为必须推行民众教育、乡村教育和职业教育，用教育唤起民众的觉醒。为这个主张他到处奔波。
他大学的同学中有国民党CC派的，也有共产党。当时他自恃有才，很清高。他自己说的就是“君子不党”，什么党派也不参加。但是朋友是朋友，他的共产党同学坐监狱了，他也去探监。地下党委托他想办法营救，他也去营救。
我父亲正在上海筹备创立一本教育杂志的时候，在党领导下的一批上层民主人士，包括李澄之、梁竹航、田佩之等邀请我父亲回山东组建抗日组织，我父亲义无反顾的回了山东。他们先后成立了鲁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武装力量——山东抗敌自卫军。为了给部队要番号，我父亲还专门跑了一趟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他认为部队如果没有番号，就是不合法的，就不能在当地征税、征粮、征兵。在第五战区司令部我父亲见到了李宗仁和陈果夫，陈果夫说如果我父亲加入国民党就给他番号。我父亲一听就不愿意了。因为他看到前方国土流失，而当时国民党军队第五战区的政府要员却在那里纸迷酒醉。我父亲说加入国民党肯定不行，还是回去彻底跟着共产党，一起打日本吧。就这样我父亲进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系统。
父亲抗日战场上死里逃生，落下终生残疾
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日军在莱芜一带进行了一次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惨烈。我父亲在日军的机关枪扫射中负了重伤，昏死在战壕里三天三夜。后来一位团长检查战场时，发现我父亲还能喘气，还活着。就用牛车拉着我父亲，通过地下党联系，送到济南齐鲁医院治伤。接诊的是从美国回来的外科专家赵大夫，咱们告诉他说是跑反、躲鬼子被打的。他说：那不对，这是打仗打的。因为跑反是打后边不打前边，你这子弹是从前边过来的，肯定是抗日的。但赵大夫这个人也是爱国的，他给我父亲开了单间，非常用心地给他治疗。我父亲虽然被救活了，但是他的一条腿从此完全没有了知觉。走路时得一个手扶着棍儿，一个手扶着人。行军的时候，他也不能骑马，就在驴的鞍子上加一个小矮椅子，警卫员把他抱上去，他自己扶着坐到椅子上，然后在腰里再拴一个布带，把他捆在椅子上。有时候连驴都走不了的路，就是警卫员背着他走。很艰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没抱怨过，一直坚持工作。
母亲在我家设立临时交通站
父亲在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居住在青岛。但是我们一家被日本特高课给盯上了，他们知道我父亲肯定是去抗日了，只是没有证据，就经常到我家来抄家。当时我六岁，我弟弟三岁。抄家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特高课的特务穿着黑制服，系着领带，戴着礼帽，带着一帮上着刺刀的日本宪兵，很凶的。
此后就不能在青岛住了，我父亲来信，让我们逐渐地从城市往边沿地区转移。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先后到了胶县（现胶州市）、济宁和峄县（现枣庄峄城区）。我母亲是基督教徒，她就利用这个关系一直在德国的基督教会，或者英国的基督教会系统辗转，成功躲开日军了的骚扰。
在峄县，我们住在东关外一个德国修女万美丽开的孤儿院里，我母亲帮着管行政事务。孤儿院设在一个两进的院子里，第一进院子是助产医院，所有房间都是那些待产的产妇。第二进院子是孤儿院行政人员住的房子。我们一家住一个套间。住了一段时间后，靳怀刚伯伯发现这个地方比较安全，就和我母亲商量着在我家设立一个临时交通站。
我和我母亲、弟弟，住在套间外面，在套间里面按了两个单人床和一张桌子，有从湖西要往滨海去的人员，有时会暂时在我家落脚，一些女青年要到抗日根据地去，也暂时住在我们家。
我是小小联络员
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基督教堂，主持神父的妻子王阿姨是我母亲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她的大儿子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共产党员，小儿子是被日军通缉的地下党，当时正被敌人通缉，就藏身在教堂的阁楼里。王阿姨找到我母亲，希望我母亲能帮他儿子联络上党组织。当时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让我在日占区上学。为了营救王阿姨的小儿子，母亲想了个办法，让我每天背着书包去教堂，名义上是叫王阿姨给我上课，教我写字和算数。有的时候就在我的铅笔盒里卷个小纸圈，上面盖上一张纸，再放上笔、橡皮等文具，带过去交给王阿姨，然后再把回信带回来交给母亲。每次带字条的时候，母亲就嘱咐我：千万别把铅笔盒丢了，也不能在路上倒书包，要好好带着。我怕铅笔盒翻了把纸条掉出来，每次都扶着铅笔盒走路。他什么时候走、怎么联系、怎么走，都是通过我传递的小纸条告诉他的。后来他就被组织救走了。
鲁南部队在攻打峄县西集镇的日伪军时，政委靳怀刚伯伯把我和母亲、弟弟接了出来，连夜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到达鲁南军区，接着又翻山越岭到了日照的莫家龙头（现属临沂市）战工会所在地。我们一家终于在抗日根据地团聚了。
（来源：2016-12-02 山东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