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登文，1921年生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想起很多关于那个战争年代的回忆，进而对眼前的时光也更加珍惜。
我出生在山东莱芜一个贫困潦倒的佃户家庭。我童年的记忆里全是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小保家卫国、赶走侵略者的信念就深深扎根在心底。也许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所以后来不知打了多少仗，与多少鬼子面对面较量，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我都从来没有害怕过。
战争是残酷的，尤其在那个敌我武器装备明显悬殊的时期，每名战士都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早期，我们的枪支多为“水连珠”、“汉阳造”等粗劣装备，子弹也匮乏得很。而日军使用的多是标准的制式枪。为了节省子弹，降低装备对比间的劣势，增大战场上的胜率，我军往往采用惨烈的白刃战，那就是拿命在拼啊。有一次，日军进行大扫荡，我们跟随营长进行埋伏。营长战前下达命令“不到十五米的距离，谁也不准开枪，准备白刃战！”经过一场惨烈的肉搏，日军一千多人全部被我军消灭，我还手刃一名日本军少佐。除此之外，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地图、望远镜等战利品。但狡猾的敌人并没就此罢休，在清理战场时，一名趴在水坑里装死的日军开枪偷袭了营长，年轻的营长壮烈牺牲。那场战役后组织授予我“战斗模范”勋章。
升任侦察班班长后，我们部队接到上级命令，破坏掉敌占区的五处炮楼，架设好机关枪后，我负责掩护战友上前安放炸药包。三处炮楼弹指间被夷为平地，眼看就要胜利了，敌人却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反扑，机枪像雨点一样扫射过来，两名安放炸药包的战友先后牺牲。眼看情势危急，我叫来一名战士“你操作机关枪，我去炸炮楼。”我匍匐着向20米外的炮楼前进，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腿，我咬紧牙关继续往前爬。在距离炮楼不到两米时，一颗手榴弹又在我身边爆炸了，弹片击中我头部。我对自己说“不能倒下，一定要炸掉它们的炮楼”，就这样我坚持拖着40余斤炸药包架在炮楼下，在昏迷前最后一秒拉响炸药包引线。等我醒来时，五处炮楼已经全被我军炸掉，大快人心啊。不过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就落下了眼底出血的后遗症。
1942年春天，为保护黎玉带领的山东省委机关顺利转移，在博山、莱芜交界处，我军与敌人又展开了一场激战。那天是除夕夜，战士们正和老百姓一起煮饺子，鬼子却已经到了20里外。锅里的饺子还没熟，战斗就打响了。当时我们被鬼子重重包围，只剩一个山头能作为唯一的突破口。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雪，部队是缺水少粮，几个小战士渴的不行，就趁着夜色悄悄下山取水，结果被日军残忍的杀害了。万般无奈，我军只能强行突围，虽然突围成功了，但是我们五百多人就只剩下不到三百人。然而这时，日军又再次将我们包围，敌我双方又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殊死搏斗。在和日军拼刺刀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在我身边，5名战友当场牺牲，1人的腿当场被炸飞，我也被弹片击中肺部，当场昏迷。后来我被附近村民救回家里，没有药品，更没有大夫，我昏迷了三个月，时常吐血吐脓，所有人都以为我不行了，要把我抬出去“准备后事”，结果滞留在体内三个多月的弹片和破旧棉絮竟然神奇地从早就溃烂的伤口中滑落出来。
伤势刚一稳定，我马上返回部队。病的扛不起枪，我就把枪夹在腋下射击作战。不久，我们部队再次被包围，突围后我爬到一片谷子地里，但还是被两名伪军搜查到。看到上半身裹满了绷带的我，敌人说“这人也活不了多久，冻死他算了，没必要浪费子弹。”就这样，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我的哥哥就没这么幸运。1942年，二哥来看望受伤的我，并留下一块大洋。此一别竟是我们兄弟二人的永别。1944年，我在送俘虏途经临沂境内时，在一块英雄纪念碑上看到了哥哥的名字，这才知道哥哥在1943年的莲花山战役中已经壮烈牺牲，时年25岁。
虽然经历了无数战斗，让我落下了一身伤病，但我从没后悔过参加那场光荣的民族战斗。我也很庆幸，在那么惨烈的战斗中依然存活下来，还有机会感受到我们国家如今繁盛发展的成果。我们一家三代出了十一名军人，我希望自己的子孙都能加入到这个神圣的军人行列之中。
供稿：中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