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支队刚诞生时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到1934年秋，面对扩大的神府根据地，神出鬼没，顽强御敌的红军和游击队，敌人开始对根据地、红军进行围剿。白军一个营先占领了沙峁镇。沙峁镇位于神府根据地一、二、四区交界，是苏区的连接点，敌军占领后，形势就一天天严峻起来。敌人在沙峁完成布防后，开始在镇里和附近村庄抓捕共产党员、红军和帮助红军的群众，这期间，牺牲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同志和群众，沙峁镇及周围笼罩着白色恐怖。但当地一些群众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红军。从红三团成立，就开始了反围剿的斗争。
一天在张全堡宿营，半夜敌人来袭，趁天黑阻击敌人，拂晓我们撤出战斗，翻山过菜园沟吸引敌人向北追击，到瓦罗、大庙湾一带，趁天黑又返回张全堡，令白军无法弄清我们的行踪。我们就这样和敌人捉迷藏，依靠群众，利用黄土高原的沟壑山岭，打击敌军，保护群众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部队在战斗中成长、发展、壮大。
10月中旬，部队来到三区，这天在西豆峪山上的村里宿营，三区区委书记李子和来汇报一情况：住万户峪敌人张八连的文书是我党同志，叫张德超，已组织好十几名士兵，打算兵变。我们当即决定，红三团配合，消灭这连敌军。我和李子和白天去万户峪北山联系，张德超同志叫他未婚妻子哥哥来见我们，双方规定好时间，在第二天拂晓前一小时左右，红三团配合解决这一个连的政人。给张德超写了信。红三团赶晚到离万户峪二三十里路的张家湾休息准备。晚上开会布置，分三个队，我带一个队，温治恭带一个队，刘鸿飞带一个队，分头攻打分驻三个地方的这一连敌人。因为道路不熟，我们赶到的稍晚，张德超同志等得着急，就自己动手。当晚敌连排长按例又聚在一起赌博，参加兵变的同志给他们聚赌的房间里投了几颗手榴弹，13个人撤出来时，正好我们听到抢声赶到村北，接应上他们，但是敌人已经发觉上了寨子，偷袭无望，强攻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有完成原定的计划，但对敌人的震慑和打击，对苏区群众反围剿的决心，起到积极的影响。红三团、苏区政府和群众在陈家坪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热烈欢迎参加兵变的13名同志。事隔多年，我已经不能全部记起他们的名字，只记得：张德超、吴子明、姜安雄、薛荣祥、高玉才、石玉山等同志。
陈家坪欢迎会后，我们到六区活动。这天一早，接到群众报告，从高家堡来了一股敌人进行抢劫，我们住南山一村里，迅速集合部队，过沟去阻击这股敌人。战斗中一连指导员贾怀礼同志壮烈牺牲。贾怀礼同志是红三团成立时，为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特意将他从地方调到一连当指导员的，他来到红三团不到一个月就牺牲了，年仅26岁。
红三团成立时，神府葭榆根据地形势发展特别好，我们忙于四处打击敌人，地方忙于分土地建政权。当时看不出形势的变化，敌人占据沙峁，并不影响我们队伍的扩大和政权的建立，想不到新的围剿的到来。这里介绍一下当年陕北的形式：1934年陕北游击战争形式发展迅速，红色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拥护共产党，支援红军。武装的红军、游击队异常活跃，在人民群众、赤卫军的有利配合下，进行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斗，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陕北榆林地区，原只有军阀井岳秀一部统治，兵力较弱。
1934年秋，敌高桂滋部，（一个师）开进陕北，驻防绥德、米脂、吴堡、清涧、延长、延川、延安、安定等地，井岳秀师收缩兵力，集中在榆林、横山、靖边、神木、府谷、葭县等陕北北部地区，对横山、靖边采取守势，对神府地区采取攻势，这是1935年的趋势，直至1935年冬，中央红军到陕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1935年冬至1936年初组织北路军二十八军。刘志丹指挥去米脂、横山，向榆林方向的行动，才牵动了井岳秀兵力南调，减轻了对神府苏区的压力。这些情况，我们预先未看到，也未想到。
1935年春节期间，红三团驻府谷，正月初四、初五打北梁民团。北梁距府谷县城十几里路，因敌人进入地下未能全歼。我们赶回神木县，正月初十左右抵四区刘家坬一带。随后郭家墕战斗失力，牺牲了代团长薛荣祥和战士李成胜同志。王兆相是1934年10月左右调离红三团的，经我们多次提出希望王兆相同志重返红三团，大概部队在贾家阳崖时上级接受我们的意见，王兆相回到红三团。不久，五区花石崖进了敌人骑兵，新寨子住了敌人步兵。敌人骑兵进来就破坏，群众恨之入骨。红三团领导决定打花石崖这股骑兵。他们是土匪改编的，吸大烟，警戒松弛，花石崖地区过去又是苏区，群众基础好，了解敌情容易，送情报、带路都有可靠的人，打这股敌人有把握，但是领导却要求红三团攻打新寨子的敌步兵，新寨子是苏区与白区的交接地，无群众配合，而敌人步兵装备精良，武器好，弹药足，红三团认为打这股敌人把握不大。可是领导坚决要求红三团打新寨子，唯一的理由是可以缴获敌人的精良武器来补充自己。完全忽视红军力量不足，枪枝弹药欠缺不能打攻坚这个事实。当我们向主要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还是打花石崖骑兵时，主要领导说力量不足可以动员赤卫军参战。于是动员了约2000人的赤卫军，是一至五区的赤卫军，在九务会集合，距新寨子30里路。在九务会的时候，五六区的同志还向领导建议打花石崖，但领导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建议。命令王兆相为前方指挥，我为后方指挥，许多地方干部都参加了，决心打胜这一仗。于2月28或29日拂晓向敌人进攻。敌人有阵地防守，部队虽然打进村庄，反复冲锋，也未夺得山头阵地，部队伤亡很大，刘鸿飞同志牺牲。最后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反围剿初战失利，造成极坏影响。
3月初，王达成和我在府谷，经神木一、二、八区，至府谷一区柳庄村，韩峰骑兵游击队领史殿臣骑兵二、三百人来到这个村。据韩峰谈他在府谷西北部活动，突然发现西来一股骑兵，派人来说他们要革命，接受共产党领导。韩峰将他们领进苏区。为此我记得给王兆相、张晨钟写过信。第二天韩峰将史部领着南下找王达成去了。我在府谷一区李家畔、杨家庄子等村工作了几天，不几天府谷县委呼子文、赵希贤等从北部退到一区。说北面敌人围剿，立不住足，高洪轩同志牺牲。他们来的人不多。3月末我离开府谷，赶回神木一区参加呼家庄的扩大会议。4月初我到呼家庄时，会议已开始，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县委的、区委的、部队的都有。记得会议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成立神府工委，王达成任书记，成立东西县委、府谷和北县委；二是干部调整，王兆相、贾怀光等10多人去史殿臣部作政治工作，我仍回红三团任政委，乔钟灵兼西县委书记，刘北恒是北县委书记。对于敌人围剿，如何进行反围剿斗争，没有进一步讨论布置。这时府谷敌人进行围剿，北部工作人员已退下来，沙峁镇敌人向四周围剿，五、六区有土匪骑兵，也有敌人步兵营活动。史殿臣部在神府苏区先后一个月左右，这本是一股土匪，投靠共产党是他们在困难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当时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果然他们在1935年4月中旬决定投靠国民党高桂滋部。
4月中下旬我们在三区打敌骑兵一个连，缴了马，人大都跑了。用这一批马临时改步兵为骑兵，去河西活动，又被敌人猛追，因为骑兵连刚成立，我们的人骑了马，打不了枪，结果丢了马，人倒是都回来了。
5月初，红三团在四区。太和寨进驻敌人一个营的步兵。领导硬要红三团去打这个营，说敌人立足不稳，可一举消灭。但红三团领导认为没有把握，主要领导再三督促，还组织了由韩峰率领的敢死队，造成非打不可的局面。从白家沟出发，向太和寨前进。战斗打响后，因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也比敌人相差很多，前面的部队很快就退了下来。我和王兆相商量，这仗不能打了，而且要迅速撤走，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太和寨战斗失利后，韩峰骑兵游击队编入红三团，为骑兵五连，派温治恭当连长加强领导。赵希贤大概这时来红三团任参谋长。
阴历五月十几，王达成和工委成员一起来红三团，这时敌人已进了一区、二区、呼家庄、王家庄等地。本应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消灭敌人。但是主要领导却决定红三团去攻打瓦窑渠敌人，并派部分干部配合。当时瓦窑渠十里之内敌人布置了几个连的兵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当时红三团仅有二百来人，枪枝弹药不足。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不应摆开决战的架势，但主要领导已全然听不进其他意见，在十曹集山上，集合部队战前动员时说：敌人围剿严重，要和敌人决一死战，成功失败在此一举，同志们奋勇杀敌，没有武器的拿石头打。6月17、18日从四区王家坬附近出发，经沙峁镇北十里外渡神木河，翻山向东，拂晓靠近瓦窑渠发起进攻。先头部队打进村子，又被敌人打出来，退却下来。这时距瓦窑渠十里的瓦罗之敌一个连南来增援，红三团被迫由原路西撤，渡神木河经马家新庄时又有住沙峁、石窑的敌人攻击我们，部队遭敌人火力追击。
天黑前部队在四区染合峁休息吃饭，骑兵连在前面二三里的村子里休息。当时群众来报韩家园方向有敌人，为了防备沙峁镇敌人乘机来袭击，决定晚上向西转移。随后赵希贤先走，到骑兵连组织出发。这时骑兵连在坏人柴瑞等的煽动下缴了温治恭的枪，叛变了。赵希贤在中途被掳走，骑兵连一个战士跑回来报告。我们在骑兵连驻地迎上温治恭，向西转移，行军四、五十里路，至三五区之间的何家沟宿营。
第二天早上，赵希贤派一个群众来送信，说骑兵连在高念文村休息，这时部队疲困至极，决定就地休息。我和温治恭四五个人去追赶骑兵。在路上，我告诉温治恭和随同战士，只打柴瑞等几个人，不打其他战士，不扩大事态，大家回红三团。在高念文村，发现骑兵连，我们先发制人，当场打死叛变的骑兵连指导员柴瑞。骑兵连战士见到我们的出现极为惊恐，我当即喊话告诉大家：柴瑞是叛徒，已经处置了，你们是受骗的，你们大都是红三团成立前后来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战士，红三团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团结，不放弃根据地，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要革命的跟我们回去。战士们立刻响应，高喊：我们回去。除一个姓张的副连长带走几个人外，其他人都跟我们回来了。我们天黑赶回何家沟，这时王达成已主持将红三团遣散了。听留下的同志说：王达成动员时，战士们不走要革命，而且现在到处编了保甲，敌人围剿，抓到红军战士就杀头。但是王达成不听，仍然遣散了红三团的战士。我们回到何家沟已经很晚，接着去了五区任家山。
任家山会议：这次会议是王达成主持的。参加会议的除工委委员外，还有就近地方的县区干部、红三团干部。王达成首先估计了斗争形势：敌人围剿严重，红军打不了胜仗，苏区只能维持20天。王兆相顶他说：我就不相信，我一个人回家乡，敌人两个月对我没办法。王达成说：你就是相信私人。你现在回去，你自己的哥哥、弟弟就把你送给敌人了。这是当时两个人的对话。为此王达成提出红军和地方主要干部撤离神府苏区，到陕甘苏区配合红二十六军打回来，恢复苏区的方案。当时有人问他：其他干部怎么办？他回答：自找出路。他提出了撤离神府的办法有二：一是坐船顺黄河南下；二是走蒙汉交界，前面一部化装成白军，其余尾随跟进，若被敌人发现，且打且走，总有损失，比在神府坐以待毙，全军覆没好。对他提出的两个办法，与会人员一致反对，被否决了。王达成又提出了第二个方案：红三团化整为零，分成八九股分散隐蔽活动，地方干部配合在红军中一起行动。不能撤离苏区，离开拥护我们的老百姓，于是通过了这个方案。最后王达成说他要离开回特委。当晚又转移在杨家湾，第二天开会决定贾令德、赵希贤、刘锦文等身体不好的同志去山西，据说那里有地下党，可以参加那里的斗争，神府苏区目前被敌人围剿，斗争紧张等等，有保护他们的意思，派张胜斌同志护送，王达成从这里走了。
红三团留下的人组成五六个分队，除原来连外，团部两个小分队内也有各连调来的同志。我和王兆相各带一个分队，每队10余人。我的分队里有贾兰芝、黄敬山、贾怀跃、张学寅、孟国英等同志。1963年和高朗亭谈起这个时期的斗争，高朗亭说，王达成到南部的路上遇见他，问起神府、葭榆苏区情况，王答：完了！完了！
分散活动时，温治恭分队活动在三五区，贾如胜分队活动在三四区，贺道新分队活动在五六区，我的分队里开始还有毛凤祥等同志一起活动，稍后他回三五区去了。
我和王兆相分队分散行动时，先经三区到黄河边进一区。当时敌人姜梅生团部驻贺家川，一区王家庄盘塘均驻有敌军，敌刘润民旅部驻在沙峁。一区已编了保甲，但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从扬家沟分开活动，我和毛凤祥等去呼家庄、白家堡肃反，又在王家庄东北，冯家山、马家坬活动后，返回一区和王兆相分队汇合。在贺家川、沙峁之间的东西山活动。这一带有贾怀光、王恩惠等几个地方同志坚持斗争，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的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在这里我们看到敌旅长刘润民的布告说：中央红军逃离江西，不日将被歼灭。你们还能搞出什么名堂，要我们投降。我们不相信敌人的谎言，并对红军的胜利充满信心。
五六月份，我和王兆相两个分队到三五区之间活动，与工委张晨钟、乔钟灵、毛凤祥率领的十一支队在谢家山汇合，汇合后，我们立即开会商讨目前的形势、敌情、如何保存武装、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与会者一致认为：群众虽然被迫编了保甲，但仍然心向共产党，支持红军，坚持在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是必要可行的。同时决定五支队、十一支队过黄河到山西的新县和临县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活动地域。这次会议工委张晨钟同志主持。自从王达成走后，我们和上级失去联系很久了，张晨钟决定去找特委请示工作，与上级取得联系。我和王兆相带着部队又到一区，王兆相带一队沿黄河向北一带地区活动，我领一队向南在孟家堰、杨家沟等村庄活动，形成南北呼应，使小股敌人不敢随意进山滋扰，同时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张晨钟同志走了两个多月，因敌人封锁没走出苏区，仍然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没有党的指示。
1935年6月敌人围剿到杨家沟，父亲、哥哥预先都躲了起来，母亲、嫂嫂有回娘家的，有隐蔽在群众家的，小弟弟住到同村扬继伟家，对外称是他的儿子。没抓到我家的人，放火烧了家里的房子。敌人围剿占据了一些大的村镇，但红三团几个支队仍活动频繁，时刻寻机消灭敌人，使敌人十数人之下不敢出来活动。敌人消灭不了红军，就搜捕红军家属，许多同志的家属被捕，有贾怀光的妻子、刘长亮的母亲、刘德垣、刘茂元的父亲、王兆相的妻女等许多家属，我父亲也被抓去。敌人勒令他们去寻找自己的亲人，投敌叛变。被关押的红军家属们想出各种办法与敌人周旋，贾怀光的妻子最坚强，与敌人对吵对骂，毫不示弱。我母亲是一位有胆识的女人，到县里的监狱对敌人说：她一个女人不能找人，让我父亲去找，她来做监狱。敌人同意放了父亲，出狱第二天，父亲就跟着三区的干部一起活动。秋天我与三区干部会面，看见他在给三区干部做饭，忙前忙后，身体还很硬朗，大家也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同志、自己的长辈和亲人。有一次，敌人突袭，父亲正在做饭，捞起半生的面条背上，跟着区干部突围，摆脱敌人后，深更半夜的大山里，大家吃着半生的面条充饥，禁不住夸老人家真行。我的父母亲，他们不懂革命，但相信他们的儿子不会做坏事。我兄弟四人，大哥、二哥和我都是共产党员，四弟小不到10岁。1935年冬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春，敌人部队换防，顾不上被关押的妇女和老人，趁此机会组织上利用关系，才把他们保释出狱。
1935年下半年，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7月下旬后，敌人的气焰已远不如刚进苏区时，我们巩固苏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又过了些天，我们收到上级转来的一个小纸条。我们已有好长时间没有一点外界的消息，没有上级的指示，敌人的封锁又看不到报纸。小纸条上只写着两句话：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打了胜仗，中央红军到了甘南。这些消息，对我们的鼓舞极大，使我们一下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时那种兴奋和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在郑家坬召集了党政军干部会议，决定红三团马上集中行动，形成拳头，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决定团长仍是王兆相，我仍为政委。红三团分散活动，至此结束。红三团集中活动后几天，打入太和寨敌军内部的李治洲等三位同志来部队，他们原有十多人准备哗变，被敌人发觉只跑出三个。李治洲是关中人，受甘肃平凉党派遣打入敌军，在康子翔营当警卫连长。红三团正缺参谋长，于是任命李治洲为参谋长。
9月中旬，红三团与二十一支队在秃尾河西北数十里的区域活动，晚上行军，白天宿营。这天天明集中在王元家村宿营，被敌人发觉，部队正在吃饭，哨兵发现驻徐家西畔的敌骑兵来袭，我们驻扎在山脚下，必须立刻抢占山头有利地形。我和温治恭、李治洲等几人骑马先上山，王兆相率部队跑步跟进。我们占据有利地形，敌骑兵数十人遭到我们几个的交叉火力，顿时乱了阵脚，又见后面大部队上来，狼狈而逃。我们乘胜追击。我们几个骑马的一路追下来远离大部队，敌人发现追兵少了，占据山头阻击我们。我们几个各找隐蔽地形向敌人还击，温治恭决定回去组织部队，后撤当中不幸中弹牺牲。温治恭同志是我们在红二十六军时期的老战友，也是红三团的重要领导之一，他的牺牲使我们悲痛之极，是红三团的重大损失。
1935年8月后，由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苏区形式逐渐好转。但敌人的层层封锁，仍使我们处于孤立作战的状态。9月下旬，红三团党委在王寿梁村开会，我提议：派人去找特委，接通与上级党的联系，我们急需党的指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是目前面临的头等大事，应尽早派人联系，而且要领导同志去。当时王兆相说他去，我说你留下指挥部队作战，还是我去比较恰当。会议通过了我去向上级汇报情况，领回指示后，迅速返回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