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骑兵、步兵两大队在陕甘山区转角、杨家店子一带会合。这时杜衡等来整编部队，在杨家店子召开党员大会，批评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等原领导，说他们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是什么逃跑主义、土匪流寇主义等等，当时我们还不懂这些道理。杜衡在军人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命他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兼二团政委，撤消原各领导的职务，命令党员群众选举团内各级领导，原来各级领导除班长之外，没有被选举权，但保留选举权。经党内民主选举，原步兵大队的班长王世泰被选为二团团长，参谋长郑毅，大家一致要求选举刘志丹为政治处长，团党委委员有杜衡、刘志丹、郑毅、高锦强、王世泰和我。另外选举了各连连长、指导员，记得有张秀山、高锦强等。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任各连支部书记，王兆相为特务队队长。整编后部队有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连，另有随营学校，汪锋任学校政委和团党委书记。谢子长、闫红彦离开部队。任命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兼四十二师二团政委的杜衡，许多同志都感到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大家不同，但中央任命是要绝对服从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红军战士为了维护红军的整体利益，都服从了这个命令，而且坚决执行。
整编后红军先打了焦家坪民团，后在耀县西北香山寺把庙中积藏的大量粮食分发给当地群众。四面八方来分粮的群众很多，解决了贫苦群众冬春缺粮的困难。寺庙很大，房屋众多，听说为了防止白军来此驻扎，红军走时烧了寺院房屋。对这个问题，当时有分歧，但杜衡还是命令烧了。分粮之后，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纷纷来参军，步兵二连可能在这时成立。我由骑兵大队调到步兵一连当指导员，部队西移照金一带活动。
1933年1月底（阴历十二月二十几日），杜衡命令二团打庙湾民团。据说庙湾民团夏玉山过去没有进攻过红军，在陕甘地区当时没有进攻过红军的民团还有一些。这是刘志丹、谢子长对敌采取分化政策的结果。对于一部分从未主动进攻红军、暂时保持中立的民团，红军也采取暂不进攻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减轻红军四面受敌的压力，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敌人。而且刘志丹同志分析庙湾民团的情况：人枪八九十枝，装备精良，修有几个大碉堡、工事坚固，不易攻下。建议暂不进攻。战前派去的侦察员李怀战回来也说，庙湾民团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是杜衡却坚决要打，兵分两路，亲自带步兵先行出发，骑兵另一路，形成非打不可的局面。步兵行军一夜，拂晓赶到。骑兵先到已开始进攻了，损失很大，连长曹胜荣牺牲，指导员张秀山带全连强攻碉堡，又负重伤。步兵赶到后立即投入战斗。步兵一连上去一部分，包围了敌人，但敌人有据点，工事防守严密，未打进去。骑兵、步兵联合进攻，战士奋不顾身，舍身强攻，但没有重武器，枪枝弹药有限，敌人三个大碉堡向外扫射，我军伤亡30余人，仍然不能攻占敌人据点。刘志丹等同志建议撤出战斗，此时的杜衡也明白再顶下去没有必胜的把握，只好命令撤出战斗，部队返回照金东边附近村庄休息，敌人来追击，部队急忙转移。大概在这个时候，郑毅调一连任连长。刘志丹接郑毅任参谋长。春节期间部队在富县两山之间活动，到黑水县是元月初。
为了增强部队实力，1933年元月初，团里派我和牛岗同志去联系李友竹率部来参加游击队的事情。李友竹是我党派往白军的秘密工作人员，当时在石马骏十一旅做连长。两人到了那里找到李友竹，分析当时张子镇的情况，除李友竹连之外，还驻有白军一个营的兵力，另有公安局人员10多人。李友竹认为一个连的兵力走不出去，带连参加红军游击队的时机还不成熟。我和牛岗只好仍回黑水县。在黑水县南找到部队，紧接着部队急行军至县南黑幕原与敌激战，战斗刚接触，骑兵连长李光明同志牺牲。
部队继续向南行动，可能经石底子吴青原方向出山，至照金一带。晚上夜行军至庙湾东北一个村庄宿营，第二天上午庙湾民团来袭击，战斗中郑毅同志牺牲。郑毅牺牲之后惠作人出任一连连长。这次游击行动一直打到成渝路上的金京关。由于靠近铁路活动，对敌人形成极大威胁，敌人派出重兵围剿红军游击队。为了打破围剿，游击队更加频繁转移，寻机消灭了几股敌人。
5月份部队活动在泾阳一带，在泾惠渠一带由西向东活动。当时苗嘉祥游击队抓到一个修泾惠渠的外国工程师，知道他是来修泾惠渠的，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很优待他。游击队要放了他，只是怕他在路上不安全，可巧杨虎城派人来商讨拿枪换他回去。他回去后，杨虎城还给游击队送来白面，以表谢意，赵启民同志大概是这时来红二团的。敌人围剿兵力数十倍于我，红军游击队由西向东、向北转移，翻过陀帽山，经淳化、降家山方向回照金附近。接着部队又向北，我这时离开一连，在团里当技术书记。
部队在正宁或宁县之东，张世清带游击队来部队，正遇白军一个连哗变，土匪白卓连追击，二团缴了土匪的枪，收编了哗变士兵。张世清回陕北时，杨仲远同志随去了。部队在西花池周围活动后南下到照金附近北梁村。
1933年5月份，二团在北梁村召开党委会，除党委委员外，还有李怀茂、习仲勋参加。杜衡首先发言说：敌人10个团的兵力围剿，陕甘地广人稀，扩大不了红军，创造不了苏区，粉碎不了敌人围剿。提出红二团应南下渭华，创造渭华苏区，那里群众基础好，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地处西大陆交通要道，可以粉碎国民党围剿，开发大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和红四方面军南北呼应（当时四方面军已入川陕交界）等等观点。总之认为到那里去好处多得很，没有提到一点困难。记得李怀茂说了几句：陕甘地区广阔，敌人10个团的兵力围剿也能迂回，必要时部队可以向长武等西部地区打游击。李怀茂的意见没有引起大家注意。我和赵启民等同志根据刘志丹等领导的分析，认为脱离了陕甘根据地如耀县、邑、淳化等群众基础好，红军熟悉的地区，南下渭华似乎不稳妥，但水平低，说服不了人。这样杜衡做了决定：南下渭华。1963年王世泰说起南下决定，是志丹口头通知他的。南下决定我没有听说在部队中教育、干部中传达、讨论过，后来高锦纯说参加了会议，王兆相说列席了会，开会时让他在门外放哨。
1933年6月部队南下渭华。离开北梁村两天后打一个民团据点未打开。部队向东南行动，走出不远，杜衡在队前讲话：他有事离开部队，指定他走后汪峰代理政委。部队拂晓从高陵城分东西南进，过渭河，上临潼山，在山中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由西向东沿山脚前进。行军途中不时遭遇敌人，时有战斗，部队且战且走，敌人追兵离得很近。部队进箭峪口，向秦岭转移。天黑、乱石道、人马都走不动，半山沟野外休息一会，再走上秦岭山，敌人追兵已至山脚鸣枪。王世泰带一连阻击，其他部队翻过山向东转移，走一段，再向北返进山。山中有零星村庄，在此休整等王世泰回来。记得在此处研究过如何行动问题，谈到过走哪里，如何回陕北，部队到哪里落脚的问题。记得赵启民同志谈过：炸水县山区，穷人多，可以到那里打游击，还可暂时保存实力。王世泰带连回来，部队立刻出发。山上没有道路，自己开辟道路通过，时有马匹摔下山涧。部队向南，到张家坪子宿营。部队已知是孤军深入敌后，得不到陕西省委指示，联系不上地方党的关系，群众不了解，四方面军已于几个月前进入川北。红二团目前处于险境。第二天黎明，领导正开会商议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敌人乘高秆农作物稠密和大雾天气，接近驻地，突然袭击，部队仓促抵抗，各自为战，即被打散。我与部分同志冲出，过小河上西山，集合约百把人，主要是二连的，少部分先锋连，加上个别零散同志。领导有王世泰随队伍冲出，令高锦纯、吴岱峰同志负责整理部队。在王世泰的带领下，在秦岭山南侧，张家坪子西北转战。依靠大山、森林，频繁运动，部队食物主要靠秦岭南山脚下的村庄。山北深山林密东西无道路，人烟稀少，森林中晚上行军，常是吴岱峰领头走。部队有减员，战斗中牺牲很多同志。终于接到刘志丹来信，大意是：山里立不住脚，他的人只留十多个，应趁早将留下的人员分散出山，到陕北照金集合，免得把最后这部分同志也全部牺牲。这时候我们已仅剩30多人，王世泰接信后在一个小山上集合部队，传达刘志丹的指示。最后决定除留下吴岱峰、高锦纯、我和曹士友、一位姓郑的连长等十一二人，其余同志将枪身与枪机分埋在山里，人员下山离开了秦岭。王世泰带领留下的人活动在山里，试图接应还未出山的零星同志。一天在西北一个小沟里，遇着刘志丹和少年先锋连一个小同志，大家高兴得一拥而上，争着和志丹说话，交换了解各自的情况。记得志丹说：他们最后留下10多人，在东面半山腰老乡种地的棚子中休息，下雨，被敌人袭击，人全被冲散。他出来后隐蔽在林中，敌人走后再未找到一人。有几个同志牺牲，以后他就一个人走。几天前遇见先锋连这位小同志，他们一起在山里转。和刘志丹会合后的几天内又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留下的人员除刘志丹、王世泰、曹士友、我和一个班长外，其他人员按指示分散走了。记得吴岱峰、高锦纯和那位姓郑的连长一起走的。走时高锦纯给我留下枝驳壳枪。我们5人继续活动在山里。山高林密，天雨不断，衣服被雨水浸泡，树枝勾挂成了湿布条，鞋袜早已没有。深山中除围剿的敌人外，几乎没有人家。我们几人商量如何出山，觉得只有5人了，敌人又搜山频繁，单独行动很难生存，决定还是一起行动。但一天晚上，那位班长不辞而别。我们4人继续在山里活动。
几天过后在北山一个小沟，山坡上一独户人家，我们碰上了魏武和另一个同志。志丹叫魏武出山找关系，两天后，魏武回来，找到关系领我们出山。半夜出山来到箭峪口庙上，接着被群众分散隐蔽在他们的家里，第二天拂晓，黄子文来接志丹和我到赤水镇休息，王世泰等稍后到，王世泰说后面有人追堵他们，志丹即派我和王世泰到街上周围查看，镇上庙里正在唱戏，在街上四处查看，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又赶紧回到老乡家隐蔽。志丹决定命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这次部队南下的决定有错误，部队的失败和损失情况向上级汇报。志丹安排一位地方同志领我进西安，并负责找省委关系。我当即离开赤水，到临潼是下午5至6点钟。第二天中午进西安，晚上贾托夫代表省委来见我，我向贾托夫汇报了二团南下的全部进程。贾托夫说省委得知部队南下消息，开会讨论，认为是错误的，派人给部队送信，但部队已经进山，以后再未取得联系，省委也再没有别的指示。这时已是阴历七月，省委通知我在西安等待分配。在西安等待分配的有高锦纯、吴岱峰、惠作人、刘约山等红二团的同志。几天后，省委通知高锦纯、吴岱峰去照金，我去蓝田找赵启民，在蓝田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我来到蓝田见到赵启民和王锦泉，他们在张家坪子冲散时，一起辗转出山，一同来到蓝田。我们在蓝田讨论省委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仔细研究后再做决定。赵启民去通知蓝田地区党委，王锦泉带我在城外一处菜棚里隐蔽，等待地区党委的决定。几天后，蓝田党组织通知我，蓝田地区地主武装较强，我们的群众工作准备不足，不具备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于是我和王锦泉、赵启民离开蓝田，王锦泉接省委通知去了北方局，我和赵启民也分了手，我回了省委。
从张家坪子部队被打散，到跟着志丹一起出山，最后六个人是：刘志丹、王世泰、曹士友、魏武、我和一位记不清姓名的同志。到1960年，只有我和王世泰同志活着。1960年全国民兵大会期间遇上陕西民兵代表陈居友，他说红二团南下在箭峪口休息时，他去看过志丹，也见过我。在秦岭出山是他领的我们，并护送分散到群众家的。见到他，我非常高兴，请他吃饭，并打电话给王世泰说了这个同志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