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末夏初，南乡区委通知我和王兆相去寻找陕甘红军游击队参军，学习军事知识，以后回神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正好5月初，马明芳同志来神府地区巡视工作，得到组织同意，我和王兆相决定与马明芳同志一起去米脂转道找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米脂城北姜新庄与马明芳同志分手，在安定进一村庄时，恰巧遇上保长盘查过路人，保长看见我和王兆相，不容分说，诬蔑我们是坏人，要送到村公所拘留审查，我们极力争辩，正好遇上一位忠厚农民，他为我们作保，求保长放了我们，还把我们领到他家吃饭、住宿。第二天为保证我们确实安全，他把我们送出村庄，还热情地硬塞给几个窝头给我们路上吃。当时我们已身无分文，为了感谢他，我把在路上野宿用的被单送给他，以表谢意。1941年，部队驻在安定川，我曾两次专门去看望过这位恩人。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说：“那年，你们一进村，我就看出来，不是坏人。可保长专门抓捕外地人，说不清楚，非搭上性命不可”。这时王兆相夫妇已离开陕甘根据地被派往山东，后来我记得还向他说起过。从安定山下来，又向延安方向盲目探寻，听群众说刘志丹、谢子长红军向宜川南走了，又向南继续寻找。走至盘龙镇川里，一路向南到处打探。这次找红军，我和王兆相盲目探寻，走了近两个月，渴了喝山泉雨水，困了在山洞、树下睡觉，遇见可靠的群众便上前探问红军的消息。盘缠早已花光，一路帮工找不到活干，就讨饭。两个青年，结伴讨饭，目标很大，时常引起路人的议论，误会，很容易暴露，商量着不如先回去，探明红军活动的地区再来寻找，可是走了这么远，找了这么久，无功而返，确实心有不甘！继续找下去一点线索也没有。最后两人商量决定，还是先回特委汇报，再做道理。回程在米脂找到特委，特委指示我们先回神木南乡，等有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确切的活动地区再去参军。这样第一次找红军，往返上千里，跑了十几个县。路上为了寻找红军翻山越岭，为躲避土匪、白军，绕路穿插，把常人不走的路都走了。这使我们对陕西北部的山川地理、社会民情、各地区的革命形势，都有了比较深入广泛地了解，使我们后来在这个地区打游击得益非浅。
1932年8月，秋收季节。王兆相回来说：你们要想当红军，现在去保安西，延安西南，过洛河、瓦子川一带去找。他说他还要去，等处理好这里的工作就走，你可以先走，亦可以等我一起走。我当即回家向父母告别，说要出远门。兵荒马乱，父母不放心我，再三劝说，希望我留在故乡。但我参加红军的决心已定，父母没有办法，也就由我自便。这样在8月份，我一个人先去找红军游击队。一路基本野外宿营，到米脂城北姜新庄在姜脱子家住一晚，这是第一次找红军时来往过的老关系。在这里，老康给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写了信。在瓦窑堡南杨林家住一晚，也是第一次寻找红军时的老关系。经瓦窑堡、安塞北，至洛河西，一路打探。为了探听消息方便，也为了解决盘缠，一路仍然给人家帮工，扛抬搬运，碰上什么干什么。
1932年9月初，走至洛河西一座山上，为探听消息，投宿在山中村庄，向人打探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红军前两天就在这里活动，现在估计走不远，还在附近，指点我快去追赶。果然第二天正走着，远远的山上有骑马的军队走过，山梁上种地的老乡说：那些骑马的人就是红军。只见山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一队骑兵，正是我日思夜盼的红军游击队，我放开喉咙大喊：“游击队，游击队，等等我。”边跑边追过去。这正是谢子长、闫红彦带领的红军骑兵游击大队。看到神府特委的介绍信和老康写给他们的信，都非常高兴，当即让我在骑兵大队当战士。这是1932年9月中旬。在我来前神府特委还派了温治恭等同志到陕甘游击队参军，这时他们都已在游击队里了。过了十几天，王兆相、王金泉也来到游击队，分在一个班里，班长是贺耀华同志。刚开始，打枪、骑马都不行，过了一阵子，各方面技术就基本过关了。记得1933年春天还离开一连到团里做过几天技术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