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队的战斗力强，人员精悍，武器都是钢枪，配有足够的子弹、手榴弹。特务大队一开始在高粱地里活动，高梁收割后，便采取夜聚昼散的方式进行活动。夜里我们出来活动，拂晓前将枪支装在木箱里，将子弹、手榴弹藏在缸内，埋藏在野外地里头，人员便分散到可靠的户里隐蔽。经常在石槽盛刘墨轩、苗延年、苗鹤年的家和大蓬科刘德源、东蓬科于汉京的家隐蔽，白天到野外地里干活，并负责这些战士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形势有所好转，我们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对谁家好、谁家坏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于是采取集中行动，高度隐蔽的方式，白天隐蔽起来夜间出来进行活动。
1942年深秋的一天，我们住在南蓬科村，为了防备敌人，派了一名叫周朋来的战士到村外放哨。这天下午，石槽盛据点的敌人来了，周朋来发现敌人后，立即扔了一颗手榴弹向我们报警，接着他为了把敌人引开，便向大蓬科村跑去。敌人追到大蓬科村将周朋来同志俘去。我们听到手榴弹爆炸声后，知道有敌情便迅速转移到村外的大洼里去了。四边特务大队部听到一中队被敌人包围和受损失的消息，便由大队队长陈景三晚土带着小张、小杨两个警卫员夜间到大蓬科村，找到我们。他对我们说:“周朋来被俘，对这里的情况不利，你们要赶快离开三个蓬科向其他村去隐蔽，我也要在拂晓前回到大队部去。”我们一中队遵照他的旨意转移到荣家村去，在于锡告家的油坊里隐蔽起来，但陈景三同志由于太疲劳，一觉睡到8点多，没有在拂晓前离开大蓬科村，他到村内看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就到了该村小学校里(乡公所也住此)。当陈景三同志正在屋里给我写信的时候，驻王家六端据点的伪临淄誉备队第六队的王树仁带领一个班来到大蓬科村，两个警卫员麻痹大意没有发现敌人，当场被敌人捕去。陈景三同志也未发觉敌人，他刚写了“霍慎斋同志”五个字，就被突然冲进屋里来的敌人逮捕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中队从荣家村又转移到徐家官庄隐蔽起来。第二天，我们把该村伪村长徐守军(系地下组织关系)找来谈话时，才了解到陈景三大队长和两个警卫员被捕了。第二天晚上，我们赶回大蓬科村，找到伪乡长刘德元(系我们的可靠关系)，了解了陈景三同志被捕的情况后，当晚赶到赵家营向四边县委书记李荆和、特务大队教导员陈瑛进行了汇报。他们当时作了三条指示:一是想办法积极营救陈景三同志，二是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三是高度警惕，扩大活动村庄，开展群众工作二事后，我们一中队又回到临淄二区进行活动。
陈景三同志被捕后，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他先被敌人押到王家六端据点，伪警备队第六中队长李桂林对他进行审讯，他斥责道:“你充其量不过是个中队长，我是大队长，可以管你这样的几个中队长，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李桂林毫无办法，随后将陈景三同志押到临淄城监狱，伪县长邱旭东对他进行审讯，他质问邱旭东:“你是不是个中国人?为什么当汉奸?”问得邱旭东无言答对。伪山东省府得知临淄抓了个八路军大队长，遂下令将陈景三押往济南。邱旭东贪恋陈景三同志的二十响匣子枪，便向伪省府写信，称陈景三同志是个土八路，将陈景三同志的真实身份隐瞒下来。陈景三押到济南监狱后被认为是土八路，没有受到审讯。陈景三同志在狱中积极活动，与一位律师建立了关系，并在这位律师的帮助下，将他写的状词，一直送到驻北京的日军华北最高军事机关。日军华北最高军李机关，看了陈景三的状词后，所作的批复是:“找保释放”。陈景三同志在济南找到了一个开油铺名叫陈洪林的老乡作保人，但济南监狱仍不放人，硬要交上5000元伪钞才肯放人。我得知陈景三同志的处境后，就带着队伍到军屯子找到县委李荆和书记、县长赵治安和大队教导员陈瑛等同志汇报，当时区党委相炜、行署于处长还有基干一营营长李王功等同志在场。他们听说陈景三大队长能用钱保出来高兴得不得了，共同商量如何解决钱的问题，于是问四边县长赵治安能否解决5000元。当时四边县政府也没有钱，赵治安同志就派人到大王桥国民党师长李延年家里借了5000元的伪钞，然后由我派南蓬村共产党员孙志芳同志把钱送到济南陈景三同志那里。但陈景三同志没有把钱交给监狱，他作通保人陈洪林的工作，与陈洪林一起逃离济南。回到了四边县后调清河军区。陈景三同志从被捕到出狱共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他在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没有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